法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
在战国七雄中，秦属于文化上的弱国。秦国本土从未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活跃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来自异邦。不过，由于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比较深厚的传统宗法文化的积淀，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反而具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秦国统治者坚决地选择了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以解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商鞅在向秦孝公游说时，曾先说以“帝道”和“王道”，但引起孝公的反感。后来改讲“霸道”，即法家的学说，才赢得孝公的重视。此后，法家思想就在秦国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其他思想则被斥之为“治烦言生”的“六虱”。（《商君书·靳令》）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法家强调用严刑峻法迫使人民努力耕战。这一理论对秦国的强盛和用武力征服它国，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所以它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青睐。荀子曾于秦昭王时入秦，声称“秦无儒”，并想为儒家传道。但秦昭王以为“儒无益于人之国”，使荀子抱憾而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嬴政在读韩非的《孤愤》、《五蠹》篇时，对韩非其人心向往之，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足见他对韩非法家理论的赞赏。后人评论秦代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汉书·董仲舒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重视，目的在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思想本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尊崇，与思想家的惟我独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实用，而后者突出的是思想本身（比如思想的纯粹性、完整性）。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喜爱韩非的著作，但是，为秦始皇欣赏和付诸实践的，仅是韩非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鼓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强调严刑峻法对治国的重要性的那部分。而不对秦始皇胃口的那些韩非思想，如反对“刑过”，主张刑罚要有限度；要求“赏”、“罚”并用，软硬两手缺一不可；以及强调君主不能“释法用私”等等，却被秦始皇弃之不理。
如此，作为秦王朝统治理论的法家学说，就像东汉班固所指出的，失去了先秦法家那种“信赏必罚”的积极含义，而只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汉书·艺文志》）了。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就范的统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