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我独尊：争鸣者反对争鸣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扦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视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蟊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