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
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