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君主专制
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