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以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以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以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