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
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