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独”字当头
秦王与吕相的矛盾，牵涉到这样几方面：个人情感上的纠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切又因为吕不韦始终摆出一副“仲父”与导师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从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看，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即使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父，嬴政也必会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计地遮掩乃至抹杀这段血缘关系，因为，天子的血统应该是高贵而神圣的。所以，在解决嫪毐问题时，嬴政就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后又步步进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
铜钟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
不过要注意，这场权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述嬴政与嫪毐之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又徙蜀，最后自鸩，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之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争斗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性，那纸给吕不韦的诏书，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若发于吕不韦初为秦相时，是有道理的。可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说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
“君何亲于秦?”这样的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这么回事，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亲父，但若仅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份上（否则，秦王的宝座怎可能轮到你嬴政来坐），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与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和残忍、暴虐。
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诚如三国时候曹元首在《六代论》一文中所讲的，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想“与人共治之”（见《昭明文选，卷五二》）。不管这“人”是假宦官嫪毐，还是“仲父”吕不韦，嬴政都要将其除掉。
何况，吕不韦还明确提出了与帝王分权的主张。
正因此，当秦王政读到倡导君主集权的韩非的著作时，就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韩非以为：“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在韩非看来，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是不能与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须由皇帝单独控制的。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将这种君主独断的理论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的一个典型。
后来秦二世时，有一次李斯上书胡亥，陈述如何“治天下”，就曾反复强调一个“独”字：明君要独断，大权才不会旁落；君主要独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势力所牵制；要独操君主之术，以驾驭臣下；要独断并加强督责，从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并使自己独擅天下之利。
这既是给二世的劝辞，也是对嬴政独揽大权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