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春秋》看秦王与吕相的矛盾
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更不想以此来结交什么文友，或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推测吕不韦的真实意图，不外乎两点：
1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2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思想倾向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
在统治方式上——
吕不韦既主张实行法治，又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并给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这种德、刑并用，礼、法兼施的思想理论，与秦始皇片面地强调严刑峻法，迥然有异。
在世界观方面——
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则非常相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适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针对君王贪图享乐、浪费财物的行为，《吕氏春秋》还劝告他们应该“节欲”、“节葬”，并引用传说中黄帝的训诫，要求君主“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纪·去私》）。而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和个人作风方面——
吕不韦既主张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的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吕氏春秋》还载录了有关“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等限制君权的一系列言论，明确反对君主“奋而好独”（《孝行览·本味》）。
在对君和民关系的认识上——
《吕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主张“顺民”、“爱民”，以为“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它还要求君主能上下通达，否则，“国亦有郁，……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若要上下通达，就必须让人说话。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川壅而溃，败人必多”（《恃君览·达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钳语、禁学、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固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它们的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曾指出：“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这句意谓吕不韦想为新时代“制礼作乐”的话，诚乃卓见。《吕氏春秋》虽然有“杂”的特点，但它确是吕不韦精心制作的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一年，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颁布他的政纲，希望藉此为日后秦国的发展确立基本的政治路线。然而，这一纲领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时地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吕氏春秋》的总序《序意》篇有吕不韦的一段自白：
“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颛顼，乃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颛顼为黄帝之孙。吕不韦这话，分明是在示意嬴政，应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对待“仲父”吕不韦；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则）”的《吕氏春秋》的教诲，才能“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还对“一国之主”提出了许多似乎专门针对未来的始皇帝而说的警言。“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智者，人君之大经也”（《恃君览·骄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仲春纪·功名》），结果将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纪·振乱》）。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
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