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
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鼎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
其一：
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