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作法自毙”：成败由谁说
正在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刻，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虔等人四处散发谣言，攻击商鞅，并向惠文王诬告“商君欲反”。惠文王与商鞅早有间隙，此时即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闻讯立即出逃，至边境，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舍。但商鞅没有公函证明，被拒之门外，客舍主人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历史好像是给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
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印，再则，也担心日益强大的秦国今后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回到封地商邑，准备率领徒属和邑兵，对抗惠文王。但是，秦国自变法以后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与军事组织，除国君拥有集中指挥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商鞅全家也遭到灭族。
商鞅以变法从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可谓叱咤风云了20年。可是，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己埋下祸根。
然而，如果撇开个体生命的得失，放开眼界看，或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估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
因为，在商鞅变法的一二十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起来，并且收服了戎、狄等许多小国。各国诸侯一改以往对秦国的鄙夷态度，纷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的礼遇。
更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政未息，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正相反。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深入人心，连妇孺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死后新法根基并未动摇。
再则，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其统治的27年间（公元前337-前311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的弟弟樗（音初）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其爵位才升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才于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被封为严君。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坚持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芬华，花朵茂美的样子，这里喻指显荣）”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商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商鞅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王朝灭亡为止。如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到100多年后的秦始皇时还沿用着。据对出土遗物的实测，秦始皇时的方升容量，和当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众所周知，秦朝的许多制度，又为汉代所继承。所以，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变法的设计师虽遇不幸，但变法运动本身，并未失败，没有因为旧贵族的反击、诋毁而废弃。
对此，从先秦开始，就有不少精当的评论。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考察，他说：秦国在最近“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不断取得胜利，并非来自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荀子敏锐地觉察到秦国走向胜利的起点，是在孝公之世。孝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当然是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汉代王充说得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