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变法前奏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五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