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的一个直接措施是节育，包括避孕和人工流产。避孕的历史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各民族都有一些传统的避孕方法，比如躲开被认为最易怀孕的时期（希波克拉底认为月经之后为最易怀孕的时期）、使用被认为能杀死精子的杀精剂、中断性交、使用子宫托等。17世纪在欧洲出现了最早的男性避孕套，但效果不好而且昂贵。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供避孕的化学药物“异炔诺酮”。这是一种孕激素，能够抑制排卵，是比较方便的女性避孕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从棉籽油中分离出棉酚，发现它能够使男性的生殖力下降，据此制造出了男性避孕药。
避孕药的普遍使用使传统的婚姻、性与生育三者之间的联系解体，女性得以从生育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更大的性自由。但同时，非婚性关系比从前增多，给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与避孕药的普遍使用相并列的节育措施是人工流产，即人为地终止妊娠。人工流产也分为治疗性流产和非治疗性流产。当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分娩会危及母亲的生命安全时，为了保护母亲、救护母亲的生命而进行的人工流产是治疗性流产。这种流产自古有之。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在胎儿出世前就鉴别出胎儿是否有严重缺陷，为了避免生下有严重缺陷的婴儿而施行的人工流产开始出现。此外，由于人工流产在技术上的安全性和简易性得到了保障，出于个人（女性蒙辱怀孕、孩子多影响母亲或家庭幸福等）或社会（控制总体人口）的目的而进行的人工流产越来越多，在数量上超出了治疗性流产。人工流产成了一个引起纷争的伦理问题。
人口太多了需要节育，而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缺陷想生育而不可得。20世纪发展起来的生殖技术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问题。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包括性交、输卵管受精、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等，对其中某一个或全部步骤的人工替代就是生殖技术。其主要措施有人工授精（代替性交）、体外受精（代替输卵管受精）、代理母亲（用另一个妇女的子宫妊娠）、克隆（无性生殖）等。有了生殖技术，配子来源、受精场所和妊娠场所三者成了可以变化的变量，它们不同的搭配构成非自然生殖的不同形式。生殖技术一旦发展，就远离了起初解除少数人不能生育的痛苦的目的，而朝着技术的方向自行独立地扩展——越是远离自然的生殖方式，技术就越高级。“婴儿是被制造出来的”这种观念逐步变得平常，生殖与情爱、家庭相分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事实。这是给人类伦理提出的空前难题。
克隆技术在1997年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科技大事，因为前一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维尔穆特宣布，他们用母羊的胚胎细胞成功地克隆出了第一只克隆羊，并取名为“多莉”。多莉存活下来，进而成为全世界一时关注的焦点。无性生殖本来只发生在低级生命之中，而有性生殖提高了遗传上的多样性，具有进化上的优点，因而是高级生命的一般生殖方式。但高级生命的无性生殖能力并没有完全丧失。许多有性植物通过嫁接等方法，很容易实现无性繁殖。对动物而言，无性繁殖就比较复杂。通常的动物克隆是将一个受精卵除去细胞核，或用辐射等手段使受精卵内的细胞核失去活性，然后再用注射器将另一个个体的细胞核转换到刚才的受精卵中，这样新的受精卵发育出来就是提供细胞核的个体的克隆。
克隆技术属于四大生物工程之一的细胞工程（其余三个是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它通过细胞之间基因的转移和融合，改良品种或者创造新的生物类型。其技术手段包括细胞器移植、原生质体融合、染色体工程等。应用细胞融合技术可以在不同生物物种之间进行杂交，比如将仙人掌与小麦杂交，培育出耐旱小麦品种；把马铃薯与西红柿杂交，培育出茎上结西红柿根部长马铃薯的植物。这其中，对高等动物进行克隆是细胞工程中最复杂最高级的技术。
克隆技术可以用来复制完全一样的人体器官，从而能够避免器官移植手术中的排异现象，这是对人类有用的地方。克隆技术还可以用来制造对人有用的药品。但是，打破高等动物的有性生殖方式，对高等动物的成体进行完整复制，会对该种群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因为无性生殖是以基因多样性的消失为代价的。即使对个体而言，细胞克隆技术也非常不完善。有证据表明克隆动物很难长寿，因为体细胞克隆过程中的细胞核移植操作可能对遗传物质造成损伤，影响克隆动物免疫系统正常发育，严重危及其健康。法国全国农业研究所的让·勒纳尔及其同事在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介绍说，一头利用成年牛的耳细胞克隆出的牛犊，虽然看起来很健康，但出生后一个月，体内的淋巴细胞和红血球突然急剧减少，不久后就死于贫血。尸体解剖发现，它的脾脏、胸腺和淋巴结等淋巴组织都没有正常发育。曾经培育出多莉羊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对这一研究评价很高，认为是目前对克隆动物最深入的研究。该所所长格里芬说，这一发现表明，克隆人是不安全、不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