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本人待在家里，不理会那些恶意的攻击，这对进化论来说并不是好事。所幸的是，达尔文主义有一批忠实的信徒。这些坚定的进化论者在公开的场合捍卫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使进化论有效地传播开来。他们中最为著名的有赫胥黎、海克尔和斯宾塞。
赫胥黎以“达尔文的斗犬”而著名，是一位精力充沛、头脑机敏、热情似火的人。虽然因为家里穷，自小没受过多少教育，但他通过自学成了一位很有成就的博物学家。《物种起源》出版后，英国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对进化论的浪潮。1860年6月，保守派的大本营牛津大学召开了一次不列颠学会年会。达尔文进化论成了会上争论的焦点，但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赫胥黎原也不打算参加，因为他不喜欢牛津，但后来被朋友们说服去了。会上，先是著名的解剖学家欧文发难。他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指出，人脑与大猩猩的脑之间的区别要比大猩猩的脑与猕猴脑之间的区别大得多，因此说人由猿进化而来是缺乏根据的。在欧文的怂恿下，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站了起来。这位大主教因为说话油腔滑调，一直被人称为“油嘴的山姆”。他本来不懂进化论，只是这次有欧文撑腰，他便放肆起来。他先是诉诸听众的宗教感情，将达尔文的理论攻击一番：“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的，是每一头四足兽、每一条爬虫、每一条鱼、每棵植物、每只苍蝇、真菌全都是第一个会呼吸的生命原生质细胞传下来的，这简直就是在否认神的意志的干预的存在。我们怎能背叛正统的宗教？那是上帝在伯利恒赏赐给我们的，在橄榄山上宣讲的，在耶稣复活日启示出来的，我们怎能抛弃它，去相信达尔文的理论呢？”威尔伯福斯接着转向赫胥黎，斯文地问道：“请问赫胥黎教授，您是通过祖父还是通过祖母接受猴子的血统的？”赫胥黎知道威尔伯福斯根本就不懂进化论，对打败他很有信心。他严肃地站起来，先是向公众通俗地讲了一通进化论是怎么回事，指出“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当然不能像主教大人那样粗浅地理解，它只是说，人类是由类似猴子的动物进化而来的”。随后，赫胥黎面向威尔伯福斯，犀利地说道：“我宁要一个可怜的猴子作为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对他不懂的科学随便发表意见、把嘲讽和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中的人作祖先。”赫胥黎把威尔伯福斯说得哑口无言，当时就退出了会场。
在将人类纳入生物界进化谱系方面，赫胥黎比达尔文本人激进得多。他最先提出人猿同祖论，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演说家，为进化论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1893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被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译述成《天演论》。书中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对正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中沉睡的我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警醒作用。
在德国为捍卫和传播进化论而战的是海克尔。他早年奉父母之命学医，但实际上爱好的是植物学。1865年，他关于放射虫的研究使他获得了耶拿大学教授的职位。《物种起源》一出版，海克尔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旋即成了进化论的信奉者。在他早期发表的《关于放射虫的专论》（1862）中，他赞扬达尔文的学说“从一个伟大的、统一的观点对整个有机界现象做了说明和解释，并且用可以理解的自然法则代替不可理解的奇迹”。1863年，在斯德丁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集会上，海克尔发表了《关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的演说。1866年，海克尔在伦敦拜会了达尔文。这位进化论的伟大创始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德国，生物学界与神学界联合起来反对达尔文，海克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为进化论申辩。著名的病理解剖学家微耳和在罗马举行的那次著名的自由思想大会上，做了《现代国家的科学自由》的报告，指出人猿共祖理论并未得到证实，应该禁止讲授。与此针锋相对，海克尔也发表了一本题为《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的小册子，批驳这位早年的老师。1882年，在爱森纳赫举行的达尔文逝世纪念会上，海克尔做了《达尔文、歌德和拉马克的自然观念》的演讲，进一步向公众讲述进化论与道德博爱原则不相背离。
除了发表文章和演讲宣传进化论外，海克尔也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展和深化进化理论。1866年，他出版了通俗讲演集《自然创造史》，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生物重演律：生物个体的胚胎发育史，实际上是种族进化史的重演。1874年，他又出版了《人类的进化》（原名《人类发展史》），将其生物重演律运用到人类进化方面。他收集了大量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证据，进一步补充了达尔文关于进化理论的论据。1899年，海克尔出版了凝聚他毕生思想之精华的著作《宇宙之谜》。该书提出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当时有很大的反响。
与赫胥黎、海克尔不同，斯宾塞不是一位生物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早年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后来成了记者和撰稿人。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思想活跃。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出版，斯宾塞就感觉像是见到了老朋友那样亲切，因为他从前也持有人类社会进化的思想。现在进化论终于有了充分的自然科学证据，他便立即将之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哲学认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强者生存了下来，而弱者则被淘汰。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一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种哲学显然是有害的。它可以为灭绝种族的战争辩护，而忽视人类之间应有的善良、同情、怜悯和博爱精神。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充分的。达尔文主义认为自然界中的适者将有更多的后代，但在人类社会中，情况也许正好相反。那些“不适者”却可能会有许多后代，而“适者”因忙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反而无暇生育自己的后代。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与达尔文本人更是毫不相干。但是，正是斯宾塞的推广使“进化”一词家喻户晓。他使进化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对进化论的深入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