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在法国出现了一批著作家。他们宣传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把他们的时代比作一个人类由蒙昧进入文明、由黑暗进入光明的黎明时期。他们强调，新时代迫切需要由知识来扫荡人们心中的迷信和无知，需要由理性的力量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他们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进步，理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准绳。他们的著作和思想长久地在法国以及欧洲流传并发挥影响，形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中被高扬的“理性”旗帜，与17世纪新物理学即牛顿力学的建立大有关系。在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数理世界里，充满着井然有序的理性规律和法则。万有引力定律是它们的一个象征。在引力定律的支配下，行星无一例外地做椭圆运动，人类可以准确地预言它们在任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这给当时的知识界以深刻的印象。他们相信，不仅在物质世界有这样的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律。只要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理性不仅是对待自然界的正确态度，而且应该是对待一切事物的恰当原则。
法国也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为法国特有的理性科学传统奠定了基础。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笛卡尔的学说还没有为法国学界所接受。著名作家丰特涅尔是一个坚定的笛卡尔信徒。他1691年被选入法国科学院，1697年担任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后担任此职40年，是法国科学界的活跃人物。他大力宣传笛卡尔的学说，其著作影响了法国读书界。丰特涅尔曾经写道：“几何学精神并不只是与几何学结缘，它也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政治学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别的条件全都一样，如果能按照几何学者的风格来写，就会写得好些。”正是在丰特涅尔的努力下，笛卡尔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机械自然观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这位思想敏锐、言辞犀利的法国作家，出身于一个地位低下的政府官员之家。他自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和机智，尤其喜欢对貌似神圣高贵的东西冷嘲热讽。据说在一次晚会上，他曾因嘲笑一位绅士而遭到殴打。还有一次，他对那些贵族子弟说：“我没有显赫的门第，但我的门第将因为我而显赫。”
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国，学习牛顿力学和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社会政治理论。他目睹了1727年牛顿隆重的葬礼，对英国社会有极好的印象。1729年回国后，他写了著名的《哲学通信》（1734年出版）介绍英国进步的文化和思想，对法国当时的状况提出批评。他还特别以法国学界逐渐熟悉的笛卡尔作为背景，介绍牛顿的物理学。笛卡尔与牛顿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他们的宇宙图景不同。前者认为宇宙是一个大旋涡，处处连续，不存在虚空，而牛顿认为宇宙是由广大虚空空间中运动着的微粒组成的，微粒的运动遵循牛顿运动定律。伏尔泰以通俗的方式，以与笛卡尔体系相对比的手法，向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的宇宙体系。他还请他的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将牛顿的《原理》由拉丁文翻译成漂亮的法文。译本于1759年出版，伏尔泰为法文本写了序言。此前，他已经写了《牛顿哲学原理》（1738）、《牛顿的形而上学》（1740），为在法国普及牛顿力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科学家阵营对牛顿力学的接受与地球形状之争的解决有关。1671年，法国天文学家里歇率领远征队去法属圭亚那（靠近赤道）观测火星，协助卡西尼测定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在完成这项工作之余，他意外地发现那里的摆钟普遍比巴黎的要慢。牛顿听到这个消息后解释说，摆钟之所以会变慢，是因为赤道离地心更远，重力减弱。第二代卡西尼则根据当时在法国北部的经线测量，主张地球在赤道处更扁。双方争执不下。科学院决定派出两支测量队分赴赤道和极地，用传统测地技术测定当地经线的一度弧长，从而确定地球的形状。克莱罗率领的秘鲁远征队于1735年出发，莫培督率领的赴极地拉普兰地区的考察队次年出发，测量结果表明牛顿是正确的。这次活动使牛顿力学很快在法国及欧洲大陆获得承认，法国因此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分析力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