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提出了希腊学术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出自“惊异”，纯粹为着“求知”；二是以“闲暇”为条件。希腊人发展科学和哲学，不是为了功利和实用的目的，而只是因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感到困惑和惊奇，为了解除困惑不得不求知。亚里士多德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例如关于月相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这样为求知而求知，纯粹是出于一种对智慧的热爱。这是希腊学术的第一个特点。
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指出，这样的一种求知活动，必须要等到社会出现闲暇阶层才有可能产生。“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术首先形成，在那里僧侣等级被允许有闲暇。”只有知识阶层不用为生活而奔波劳碌，才有可能为求知而求知。因为，整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
为希腊人提供闲暇的是希腊奴隶制和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所谓城邦是指由作为核心的某个城市与其周围的农村一起构成的小国家。核心城市建有城墙，起初为的是防止海盗的袭击，后来成了政府所在地。这些城市本来是各个部落的聚居场所，后来发展成了城邦小国。在希腊各地（本土或殖民地），遍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各城邦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的强大，有的弱小。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最大的城邦。城邦政治一开始都是君主制，之后演变为贵族寡头统治。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许多城邦的贵族寡头相继被独裁者所推翻，希腊人称这些独裁者为“僭主”，意指他们是以不正当途径取得统治权力的。僭主往往代表着广大自由民的利益，一开始受到更多人的拥护。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僭主统治逐步被民主体制所代替，但也有些城邦回到了贵族寡头统治。
无疑，民主制的城邦更有利于科学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爱奥尼亚人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注重发展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贸易，政治上推行民主体制，所以在文化领域取得了光辉夺目的成就。希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雕刻家都是雅典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它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北部多山，与其他城邦隔绝，沿海没有优良港口，商业不发达，以农业为主。斯巴达人尚武，喜欢征服和武力解决，所以政治上推行一套强硬的军事寡头制度，社会生活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斯巴达没有出现一样出色的文化成就。所幸就整个希腊而言，各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使得整个希腊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希腊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闲暇。希腊的奴隶有两个来源，一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内部自由民因贫困潦倒沦为奴隶。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没有政治权利。不同的城邦中奴隶制的形式也不完全一样。奴隶和土地一起，有的归国家所有，有的归个人所有，但都是从事体力劳动。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由于手工作业都由奴隶完成，希腊哲学家养成了轻视体力劳动的习惯。他们一般来说不重视亲自动手观察自然现象、亲手制造仪器工具。他们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思维技巧，提出了极富天才的自然哲学理论，但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这也是希腊科学的一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