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她地处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领土辽阔，人口众多。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哺育着华夏民族。
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东面、南面是浩瀚的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及沙漠、戈壁，西南是喜马拉雅山。沧海大洋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先民在这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独自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这个古老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一直没有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按照最新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成果，中国人是10万年至5万年前从非洲迁移过来的黄色人种。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黄河、长江流域已开始了农耕作业。此后数千年，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华夏民族的远古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的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中国人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即源于此。在初期的部落联盟中产生了像尧舜这样杰出的军事领袖。舜禅让位于禹之后，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400多年。约公元前1700年，商王汤推翻夏桀建立商朝。商朝直到纣亡，共传17代，31王，600年。因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地（今河南安阳），后世在那里发掘了大量遗址、遗物，故又常称商为殷或殷商。约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史称西周（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正式的史书记年，此前历史年代只能推测，无法准确确定）。西周末年，诸侯势力强盛，王室日益衰微。平王被迫东迁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至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这段时期延续了800多年。
中国先民是朴实的农业民族。他们不喜玄想，勤务实利，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踏踏实实地从事农业劳动，使自己的民族不断繁衍壮大。与其他几大古老文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先民的宗教意识极为淡薄。远古的神话传说中没有超越人间的神的形象，相反，充满着对先祖杰出才能和品质的赞颂。最有名的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遍尝百草等，叙述的都是先祖创业的英雄故事。可以说，中国的神话是人神同一的神话。神没有超越性，没有凌驾于人间之上的神的世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学家从未发现商朝到战国时期有过大型的宗教建筑。这些都说明，中国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没有神的影子。无神论的民族重视现实世界，遵从生活经验，这个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国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特征。农（学）、医（学）、天（学）、算（学）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
商代中期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殷墟中出土的甲骨片中关于农业丰收的卜辞很多，而畜牧业的很少，表明当时农业的重要性已超过了畜牧业。到了西周时期，以农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以植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开始确立。春秋以来，有大量记载农业技术的文献出现，中国先民已懂得对土地精耕细作。此外，为了防止在我国境内最为常见且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水灾和旱灾，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包括灌溉工程、运河工程和堤防工程。当时比较大的灌溉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和郑国渠。其中芍陂和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四川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沃野良田，更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
在原始社会中，巫医不分。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记载，治病方法主要是通过迷信活动，但也用一些药物。西周时期巫医已经分开，出现了专职的医生和医疗制度。约在商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从此以后，汤液成为中药的主要剂型。随着冶金术的发展，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器具也开始出现。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积累，中国的医学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一直沿用至今；他熟练掌握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创造了不少为人传颂的“起死回生”的奇迹。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广泛论述了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说明。《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极为宝贵的科学遗产。
发展农业生产离不开历法的制定。作为农业民族，华夏先民很早就注重天象观测，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表明，在约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年有366天，懂得用黄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春夏秋冬四季。据说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夏小正》一书记录了许多天文知识，其中提到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有变化。从甲骨卜辞中可考证出殷商时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分大小，大月30日，小月29日，闰月置于年终。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文学圣典《诗经》中天文知识亦极为丰富。著名的有《诗经·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七月的大火星向西偏，大火星即心宿二，天蝎座的α星）、《诗经·绸缪》中的“三星在户”（抬头从门框里望见河鼓三星，即天鹰座三星）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开始由一般观察发展到数量化观测。《礼记·月令》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系描述了太阳和恒星的位置变化。《春秋》和《左传》中天文资料更为丰富，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记有37次日食。公元前613年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著有《天文星占》，魏国石申著有《天文》。后人将之辑成《甘石星经》，是当时天文观测资料的集大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商代甲骨文中开始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运用的筹算完全建立在十进制基础上。算筹分纵式和横式两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等；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等，遇零空位。用这种方法可以摆出任意的自然数。十进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记数法，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筹算也有它的局限性，计算过程无法保存，因而无法检验。中国传统数学不擅长逻辑推理，也可能与筹算法这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数学思维有关。
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冶炼术和丝织技术。青铜器和铁器在我国出现的时间都不算最早，但冶炼和铸造技术发展很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周时期是使用青铜器的极盛时代，不仅有青铜农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和大量的兵器。它们有的小巧精致，有的硕大无朋。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鼎（2011年3月，我国将青铜器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器高1.33米，横长1.1米，宽0.78米，重875千克，采用的是分铸法。在长期冶铜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人民已认识到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详细记载了不同合金比例的“六齐”规律。所谓“齐”即“剂”，配方的意思。当时人们认识到，铜与锡的重量比为六比一时，最适合造钟鼎；五比一时，造斧头；四比一时，造戈戟；三比一时，造刀剑；五比二时，造箭头；二比一时，造铜镜。这些大体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经验总结。
我国的人工铸铁技术起步较晚，但由于先前已发展了极为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铸铁术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和铸铁柔化术。这两项冶金史上的重大突破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战国后期，冶铁业在各地广泛建立起来，使铁器的使用大为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蚕丝的国家。早在五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比较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远古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种桑养蚕的事情。《诗经·七月》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说的是在养蚕的三月修剪桑树，培育嫩小的桑叶。用蚕丝织出的丝绸轻软华丽，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西方人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丝绸，丝绸开辟了中外交流的主要渠道——丝绸之路。西文中的“中国”（Sino）一词据说也与丝绸有关。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中国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得益于许多外在和内在的条件，中国文明直接和间接地为之创造了条件。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们还要接着讲述中国在中古时期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如何为近代世界开辟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