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体的形式大小和该物体在视网膜上形成的映像大小通常被认为是直接成比例的。支持这种观点的明显理由是，两者都随着距离的增加而缩小，而且很清楚，视网膜上映像的大小肯定是我们形成一个物体形式大小的任何一种观念的主要条件。如果有人从远处向我们走来，他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产生的映像和他的形式大小（也就是我们在观念中归属于他的那个尺寸）同时增加。但是，由于这种形式大小的观念是众多联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联合的性质颇为复杂，因此我们不该期望发现这两种数值之间的任何一种恒定关系——也就是视网膜映像的数值（生理的）和观念数值（心理的）之间的恒定关系。这一假设为实验所进一步证实。因为我们发现，虽然视网膜上映像的大小保持恒定，或者说通过对物体界线的视觉画线而形成的视角大小保持恒定，可是物体的形式大小可能异乎寻常地不同，它是由进入联合的其他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当中，首要的因素是由物体其他特征提示的距离观念，处于第二位的因素才是相似物体的大小观念。
我们观察位于同样距离的同一物体，但该物体有时看上去大些，有时则小些，对此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太阳和月亮。在太阳远离地球的这段距离之内，太阳给我们的大小映像在早中晚三个时间里没有什么不同；太阳的大小在白天也一直保持相同。但是，当太阳位于天顶时，确实比起它在地平线上刚刚升起或落下时看来要小一些。这可以用下述方式加以解释：我们形成了关于太阳距离的明确观念，尽管这一观念与事实相距甚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天空是弓形的，它在地平线上与地球相接，并与最近的山顶或最近的市镇塔顶相连。为了形成太阳位于天顶处的距离观念，我们至多只有一座塔或一座山作为衡量的标准；可是，为了获得地平线距离的观念，我们却利用了我们视野范围内的每一件物体。在我们自己和地平线之间可以见到大量的树木、田地、村庄和市镇，包含着如此众多物体的一段距离肯定是很长的。于是，我们开始想象地平线要比天顶的距离长得多；与地球相接的天穹并不是弓形，而是很像凸起的钟表表面。但是，如果我们注视的物体，不论远近，在我们视网膜上产生的映像是同样大小的话，那么所注视的物体大小在这两种情形里肯定会有所不同。较远的物体之所以看来实际上更大些，正是因为该物体和较近的物体看上去一样大的缘故。这好比一个站在教堂顶上的人要是看上去与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大，那么我们不得不想象前者肯定是个巨人了。在我们形成一个物体大小的观念之前，我们总是考虑我们看见该物体时的距离。可是，我们经常错误地估计距离。尽管我们可能已经上百次地使自己相信犯了这种错误，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使我们的知觉摆脱这种错误，因为引起这种错误的联合是如此的稳定。我们关于太阳大小的知觉在于两种错误的观念：首先，我们假设太阳离我们眼睛的距离并不比最近的山峰或附近教堂的尖顶更远一些；其次，我们想象太阳有时离我们近些，有时离我们远些，这要依照太阳位于天顶或接近地平线而定。我们无须成为天文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便能知道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但是，尽管我们可能充分地了解了这一点，尽管我们肯定太阳离我们的距离不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们仍然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中间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同我们是半斤八两。
因此，我们关于物体的知觉总是有赖于它们的距离；可是并不有赖于它们的实际距离，而是有赖于我们所想象的物体距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得到关于太阳和月亮的实际距离的知觉，那么太阳和月亮对于我们来说将会显得无穷之大。另一方面，当我们尽最大努力把太阳和月亮想象成距我们十分接近时，它们又会显得比通常的更小一些。例如，如果我们通过一根管子窥视月亮，或者从手指合拢的缝隙间观看月亮，我们只见到月亮所在的那部分天空，月亮的大小也不会超过半个克朗（注：crown，英国旧制5先令硬币——译注），可是一般看来月亮大约有盘子那么大小。对这一事实的简单解释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把月亮定位在树林背后的某个地方（树林占据了我们正常视野的前景部分），而是把月亮定位在管子后面的某个地方，或者手指合拢后面的某个地方。同样，当我们用普通望远镜观察月亮时，月亮看上去较小，不比通常见到的更大，尽管望远镜把东西放大了，而且我们可以在望远镜的帮助下看到月亮表面上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这也是因为月亮并未定位在某个距离上，而是定位在望远镜的另一端。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当我们把望远镜指向远处的山峰时：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见到山峰的轮廓；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肉眼无法辨明的一些细节。然而，我们注意到，从总体上说，山峰看上去并不是放大了，而是缩小了。在这些事例中，月亮的视网膜映像大小和山峰的视网膜映像大小都增大了，而我们见到的物体本身却变小了。
但是，我们尚未完成我们在此提及的影响的解释。如果我们注视站在塔顶上的一个人，他看起来不会像我们根据他的距离所想象的那么小。当我们注视对面墙上的镜子时，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估计镜子的距离。如果我们将镜子在视网膜上的映像大小跟其他物体和较近物体的映像大小作比较，我们便会发现，我们把镜子看得比实际上应该看的要大一些。很清楚，我们已知一个人的大小和镜子的大小这一事实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无数次地看到身边的人，因此我们肯定知道一个人决不会只有1毫米那么高，客厅里的镜子也绝不会只有2平方厘米那么大。这种经验对我们的知觉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我们的观念进行了修正，要不然我们本该形成关于我们正在注视着的物体距离的观念的。但是，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这种修正是不完整的：站在屋顶上的人看起来要比站在我们身旁的人小得多，离我们20英尺以外挂在墙上的那面镜子比起我们直接站到它面前时要略为小一点。在下述两种事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一种事实是，我们见到的物体在一定距离以外，因而看上去一定会较小些；另一种事实是，我们熟知物体的真正大小。事实上，在这一冲突中两种事实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可能同时认可两种矛盾的主张，我们只好效法那位十分高明的法官的例子了：法官在判决涉及金钱的诉讼时，往往在诉讼的双方之间将金额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我们的知觉只能确定物体的真正大小，而这种真正的大小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种知识必须来自直接的和通常是反复的体验。尽管我们能够确信月亮与一只盘子比起来简直大得无法测量，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把月亮看得稍大一点。我们相信放大镜不会使看到的物体实际上在变大；然而，物体仍继续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大。面对中午的太阳，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比早晨的太阳更小，但是当我们注视中午的太阳时，它却显得小些。视觉需要用一种颇为不同的方法才能被信服。其他人的武断、猜测或估计在决定我们的知觉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只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观念联合才会在决定我们的知觉时产生影响。因此，孤立的经验不会在我们的心理上留下任何印象。从我的房间窗口可以直接望见邻近的教堂塔顶。教堂上面的大钟看来跟悬挂在我墙壁上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时钟差不多一样大。塔尖上的圆球看来也和旗杆顶上的圆球一样大小。刚才教堂上的大钟钟面和塔尖上的圆球都被工人卸下来进行维修，就放在马路上。使我惊讶的是，我看到前者像教堂的门一样大，而后者也有货车的轮子一般大。现在这两样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原处，在我看来又像以前那么大了，尽管我已经知道它们的真正大小。站在屋顶上的工人看上去并没有比他实际的身材小得多，因为我已经无数次地观察过我的同胞们的身材大小了。但是，塔尖上的圆球和教堂上的大钟却不是日常经验的物件。旗杆顶上的圆球和墙上的时钟倒是较为熟悉的东西。因此，我把塔尖上的装饰球认作旗杆顶上的圆球，并把教堂上的大钟认作墙上的时钟了。甚至这种观念看来也有点夸张，如果我把这些东西跟直接位于我四周的那些东西相比较的话。如果我将大头针和手表放在离开眼睛稍远一点的距离，那么我便能用一枚大头针的针头遮住塔尖上的球饰，用我的手表遮住教堂上的大钟。如果不是因为在塔尖上安置一只手表并用大头针的针头作为装饰球太不可能的话，我也许应当想象实际情况便该如此了。
接着，我们发现，我们对空间事物的知觉是特别多变的；它受到若干影响的制约，这些影响并非来自事物本身；我们还考虑了物体的形式大小，它们离我们的距离，最后，我们还考虑了在其他联结中我们对同样的或相似的物体的经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断定我们的知觉是由外在的事物所决定的呢？所有这些影响无法在事物中找到，却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我们无意识地和不明智地改变了这一现象，根据那些已经存在于意识中，并随时准备形成联合的观念要素（ideational elements）去改变这一现象。我们知觉世界的这种变异性（variability）主要有赖于“深度观念”（idea of depth），这种深度观念为视野的空间安排提供了它离观察者不同距离时被理解的特性（property）。这样一种特性必然为主观地和客观地影响我们的空间观念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
但是，在这些影响的运作之下，按照空间距离安排事物肯定会存在不完善的现象，而且也无法进行精确的测量，我们不要忘记只有通过精确的测量我们才能为我们的观念世界获得一种最终的形式。由于把空间中不同距离的各种事物作为参照，知觉世界才位于我们自身以外，而且分化成无穷的多样性内容。虽然我们归于外部物体的空间关系可能常常是不完整的和具有欺骗性的，但是在引进那些关系时仍然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我们的感知活动始终起着作用，以便努力完善我们的观念。它为我们提供新的观念类别，并在那些已经获得的观念里纠正最为严重的错误。所有感觉都在这一运作中合作，每一种感觉对其他感觉进行修正和补充。但是，主要是两个并列的视觉器官的共同活动，我们把我们的观念发展主要归功于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器官能够像两只眼睛那样直接补充和纠正彼此的知觉，从而提供如此巨大的冲动，以便各个独立的知觉融合成一个单一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