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事实反驳了扬的理论。而且，人们在近代已经作过尝试，用另一种理论去取代它。为此目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观点就再次流行起来——达·芬奇这一名字在科学史上同在艺术史上一样有名。达·芬奇认为有四种颜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称之为主色（principal colours），并把其他颜色看做中间色或混合物。这些主色就是红、黄、绿、蓝。对这四种主色而言，还必须加上黑和白。根据这六种获得的基色，根据它们以不同数量的相互混合，可以使我们产生一切光觉和色觉。例如，橘黄色是红黄两色混合所产生的直接感觉，紫色则是红色和蓝色的混合物。
达·芬奇的观点完全以我们感觉的主观特征为基础。如果不准备在达·芬奇的观点上再嫁接一些进一步的假设，以便对光刺激和颜色混合的客观定律做出解释，那么达·芬奇的观点便可能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对该问题的心理学表述也不是没有兴趣的。但是，据假设，在每一对主色之间存在一种“对抗性”（antagonism），这种对抗性与白和黑相似。对抗性颜色被如此界定：当颜色混合时会相互抵消，只剩下明度感觉，这种明度感觉伴随着每一种色觉，而不管其性质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说，红与绿、蓝与黄被认为是对抗性的。为了使这一理论的主导思想更加明确，据假设，在视网膜中混合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感觉物质，在每一种物质中，可以建立两种对立过程，方式上与组成代谢（anabolism）或者同化作用（assimilation）相对应，也与分解代谢（catabolism）或者异化作用（dissimilation）相对应，这些过程在有机的自然界普遍存在。
为了简便的缘故，我们将把这些过程分为a和d，并把这三种物质，按照它们作为中介的感觉，称为黑白、红绿和蓝黄。这样一来，假设便是：在黑白物质中，黑色的感觉是由于过程a，白色的感觉是由于过程d；至于在红绿物质中，红色的感觉是由于过程a，绿色的感觉是由于过程d，反之亦然；对于蓝黄色也是类似的情况。不过，对彩色物质的每种刺激均涉及黑白的刺激。结果，便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种彩色物质或两种彩色物质的过程a和过程d相互抵消，那么，我们仍然会感受到明度。
该理论已经起到良好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自从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的陈旧色彩理论在科学中遭到拒绝以来，这个理论第一次引起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白光在感觉中像任何单色光一样是简单的，黑与白不仅被认为是单色的不同强度，而且还是质的对立，后者尤为主要。然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它仅仅是一种武断假设的任意结合，甚至“对抗性”颜色和黑白对子之间的类比也无法维持。当我们将黑白两色混合时，我们得到灰色，而灰色是作为介于这两种极端颜色之间的一种中间色被直接感知的。但是，当我们将红和绿相混合，或者将蓝和黄相混合，就得不到任何混合物，而只有在感觉中相互干扰。剩下来的唯一东西是白色，白色是一开始便存在的，除非这些颜色对它来说太强烈。再者，由混合定律来表明的原色，也必须适应于达·芬奇的主色，那是不容易的。我们被迫改变颜色的名称，以适应我们的理论。因为对抗的颜色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纯红或纯绿，纯黄或纯蓝。如果我们准备获得互补，那么，红色便必须染成紫红色，蓝色便必须染成靛蓝色——换言之，这两种主色都与相当数量的紫色混合了。最后一点，该理论的必然结果是，如果不消除或减少对抗颜色中某个对子两种颜色的敏感性，那么就不会有部分的色盲。因为它只能把这种影响解释为两种颜色物质之一某种缺陷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应当发现红绿色盲和蓝黄色盲，而不是其他形式。实际上，红色盲可以在没有绿色的情况下发生，而绿色盲则可以在没有红色的情况下发生，这是无疑的。
但是，不仅对抗的颜色对子的假设在每一点上与事实相悖，而且它的心理学基础也特别值得质疑。你们看到，四种主色——红、黄、绿和蓝——是唯一简单的感觉，所有其他的颜色则作为感觉中的复合物被直接提供。那么，对这种断言究竟有什么支持的东西呢？很清楚，首先，当我们一旦把这四种颜色认作基本的感觉时，其他的颜色便十分容易地作为主观的中介颜色而一一就位；其次，这四种颜色的名称迄今为止是最古老的名称，其他的名称则具有一些现代的证据。现在，这些事实中的第一个事实只有依据第二个事实才具有重要性。如果语言一开始就包含了专门名称，譬如说，用橘子和紫罗兰这样的称呼来代替红色和黄色，那么，我们便应当倾向于把后者看做是中间色，这是十分可能的。因此，每件事情都有赖于返回到下述问题上去的答案：为什么这四种特定的“主”色首先接受了明确的颜色名称？
从目前正在考虑的这一理论观点来看，原因只能从感觉的直接事实中间去寻找，这是肯定无疑的；红和黄仅仅作为简单印象被提供，而橘黄色则作为复合印象被提供。那就是说，语言开始时仅仅偏爱为感觉中简单的东西命名。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然从一种错误的假设发展而成，这种错误的假设涉及语言中词语符号（word-symbols）的起源。首先，认为一个独立的词语必须为每一个性质上简单的感觉而存在，这是不正确的。有些语言学家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下面的事实：“红色”这个显著可辨的名词出现得比“蓝色”这个名词更早。在古代文学中——例如，在荷马（Homer）的作品中——关于天空蓝色的表达也可以用于任何一种黑暗或灰色的物体。由此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还没有感觉到蓝色。也就是说，在这相对短暂的时期里，人类的色觉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个结论缺乏诱惑性，因而难以被我们所接受。语言并不区分感觉予以区分的每样东西，语言本身包含了为那些印象创造专门术语，而印象的分辨对于思维的表述和人际的交流是必要的。我们能否假设只有从牛顿时代起人类才能区分橘色和黄色或者靛蓝和天蓝呢？肯定不是。这些色调的新名词仅仅在它们需要用于视觉目的或技术目的时才开始被使用。为了保证双倍的肯定，最近已有证据表明，在各种野蛮民族中，色觉的分级与我们自己的分级并无差异。
与此同时，这四种基本颜色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特殊情形。无论何时，当不同的颜色名称发生时，它们最终还原为这四种颜色。结果，对于假设它们原始的感觉偏爱来说，显示了某种原因。然而，该定律甚至在这里仍坚持认为，语言并不因为感觉可能具有的任何主观特征而为感觉命名。相反，语言仅仅涉及感觉的客观意义。因此，无论何时，当我们追溯一个颜色名称至它的原始意义时，我们发现它标志着某种外部物体，通过该物体，色觉得以发生。橘黄色、靛蓝色和紫色是根据水果的颜色、染料的颜色和花朵的颜色来命名的。现在，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第一批命名的是哪些颜色呢？我们可以肯定，人类第一批命名的颜色一定是那些引起他们强烈感情的颜色，或者是他们环境中最普遍涉及的自然物体的那些颜色：例如，血液的红色，蔬菜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等。至于贫瘠的土地、阳光、月光和星光，看起来呈黄色而不是白色。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在寻找四种主色起源的过程中掉进无底的理论深渊，并且假设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印象的感觉。当然，这些色彩印象由于经常重复或者由于某种其他原因而在意识面前要比其他印象更显著地呈现，它们必定获得某种利益，不仅在语言表述方面，而且在感觉本身都获得某种利益，致使其他的一切感觉都得参照它们来做出安排。如果一旦红和黄被提供了，橘黄只能被看做一种中间色。紫红色和紫色以同样的方式在蓝和红之间各就各位。由于从颜色到颜色存在一种连续的过渡，因此当感觉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时，这四种主色足以能对所有可能的颜色等级进行永久的安排。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印象（它们当即决定颜色的排列和颜色的命名）是橘黄、黄绿、绿蓝和紫色，而不是红、黄、绿和蓝，那么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将红色感觉成紫色和橘黄之间的中间色，将绿色感觉成位于黄绿和绿蓝之间的一种色彩。当你们将这些颜色中的任何一种颜色从光谱中分离出来，然后扪心自问它所引发的印象是否具有绝对的简单性印象时，如果你一旦从这些关系中进行提取，则它已经通过该颜色系统的习惯排列而与其他颜色一起被带入这些关系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