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的朋友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这样的相容论者坚持认为，即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是出自无法预料的原因，但它们仍然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大脑所做出的任何行为或决定，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的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认清自己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这个事实不足以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无意识的神经反应与有意识的思想观念一样，都可以代表我们自己。正如自然主义中心（Center for Naturalism）的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在下文所表述的那样：
我们的意识无法捕捉潜伏于每个选择背后的神经作用，哈里斯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但正如丹尼特反复指出的那样，神经作用和意识知觉一样，都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特个体所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将神经的生理作用与我们自身分离开来，并假定我们的自我意识（哈里斯认为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构成了真实的自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认为）完全被神经单元所操控。恰恰相反，神经作用与其他部分一起，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自我，其中一些神经作用可以为意识知觉提供支持，另一些则不具有这项功能。因此，我们不是只会站在一旁，欣赏因果链条尽情表演的看客，而是自身思想、行为的主宰。这个结论并非像哈里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幻觉。虽然意识知觉并不能完全掌控一切，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个体，我们的确是在真实地进行思考、选择，并且采取行动。这种自我主宰与掌控的感觉并非出于虚幻。
此外，对于人们的决定而言，神经作用对意识知觉所提供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属于意识知觉的“硬件”问题）显得必不可少，因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实施行为控制时，这些神经作用与灵活的操作、信息的整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在控制行为的过程中，意识知觉（即现象经验）本身是否会对这些神经作用产生影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确证。
必须承认的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能违背因果定律，我们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但我们是真实的存在，和那些将我们创造出来的遗传机制、外界因素一样真实，也和我们做出决定时所身处的环境一样真实。人类的决策机制严密谨慎，能够为有效的行为提供支持，它与自然界中的其他运行机制一样，真实可靠，具有因果效力。哈里斯曾经写过一篇讨论自由意志的文章，在文章的结尾，他似乎在向我们提出建议，为了制造出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自由主体假象，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体。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在决定论的世界中，自由意志依然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
以上这段引文，清晰无误地阐明了我和丹尼特之间的观点差异，丹尼特本人也是这样认为。正如我曾经指出的，丹尼特这样的相容论者其实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他用我们对人类个体的概念性理解，来替代人类个体的心理事实——即意识清晰的行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经验。这显然是在偷梁换柱。心理学所揭示的事实是：人类的主观经验，完全等同于意识头脑中的某种信息传导。然而丹尼特不假思索地断言，人类的主观经验并没有那么简单，身体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紧密联系，无论有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说法就如同宣称人是由宇宙尘埃所构成，人只不过是一团宇宙尘埃。但是，我们显然与宇宙尘埃有所区别。这种将人类视为宇宙尘埃的理论，无法为我们的道德直觉以及刑事审判体系提供任何指导。
此时此刻，除了大脑之外，你的其他器官正在做出不计其数的无意识“决定”，但你却无法对这些事情负责。举例而言，此时的你是不是正在制造红细胞和消化酶？毫无疑问，你的身体正在这样做，但如果它“决定”停止工作，那你将成为这种变化的牺牲品，而非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人或许会说，既然身体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属于“你”，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一切负责。但这种说法实际上与我们的主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没有丝毫关系，而自由意志之所以会成为经久不衰的哲学问题，正是因为它涉及主体意识和道德责任这两个重要概念。
在你的身体中，细菌的数量远远多于细胞。事实上，在身体内部的细胞中，大肠杆菌之类的微生物占到90％，而身体中99％的功能基因都属于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中的绝大部分都在执行身体所需的重要功能，因此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它们就是“你”。但你是否就等同于它们？如果它们胡作非为，你是否应该为此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人们总是感觉（或者推测）自己是自身思想、行动的主宰，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如果在人们做出选择的前一刻，我们可以通过大脑扫描仪检测出他们有意识的选择结果，他们肯定会因此大跌眼镜。人们自认为操控着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此类实验将彻底挑战这种意识主体的身份。我们知道这种实验具有可行性，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只要设备操作足够精确，受试者将会发现我们可以阅读、控制他们的想法。
现实中，我们有时会对一些与自己毫无因果关系的事情负责。在实验的精心引导下，受试者会相信自己做出了一些具有明确意图的行为，然而事实上这些行为并非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不受他们的控制。
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通过电脑光标随意选择屏幕上的图片。结果证明，只要光标停留在他们之前刚刚听到名字的图片上，他们就很容易认为这张图片是自己有意选择的结果，即使电脑光标事实上是由他人操控。
在精心设计的暗示下，受到催眠的人可以执行一些不可理喻的任务，而当被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许多人会东拉西扯，说出的理由与实际原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清楚，将现实结果归因于行为主体的做法有时可能并不正确。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其实从来就没有正确过。
设想一下，一个人宣称自己不需要任何食物，可以依靠阳光为生。时不时会有一些印度的瑜伽修习者出此大言，而多数时候他们只会招致怀疑论者的讪笑。显而易见，无论这位瑜伽修习者瘦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没有理由把他的言论太当回事。然而，像丹尼特这样的相容论者会站出来为这种江湖骗子进行辩护：这个人的确是依靠阳光为生，而且大家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因为当我们探究任何一种食物的源头时，总会追溯到一些依赖于光合作用的东西。我们吃牛，牛吃草，草“吃”阳光，因此瑜伽修习者毕竟没有骗人。话虽如此，但是这种解释与瑜伽修习者大肆宣传的神奇能力并不相关，瑜伽修习者的声明仍然属于欺骗，或者是一种妄想。这是相容论所面临的窘境：它通过忽略自由意志，来解决自由意志的问题。
如果我们所有的自觉意图都是由大脑中的现象引起，而这些现象又并非出于我们的考虑，也从未被我们察觉，那么我们是否能说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意识主体？这显然不能。或许有人认为，大脑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决定我们的行为，无论这种决定是否存在于意识之中，而这正是自由意志的基础。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人们信仰自由意志的根源所在，即自主自觉的主体意识。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对自身思想、行为的主宰，这是自由意志问题之所以具有讨论价值的唯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