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验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正确的，“该不该”就只是某种事实陈述的缩写，代表社会首先选择（或被迫挑选）某些行为，随后才将其列入规章。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因而化简为自然主义的困境。对这个困境的解答并不困难：“该不该”是物质过程的产物。这个解答指出了一个客观了解伦理起源的方向。
一些研究人员现在已经开始探讨这类基本问题。大多数人赞成伦理法规源自生物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进化过程。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想法复兴了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休谟和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的观念。
在现代行为科学的定义下，道德情操代表道德本能，依其所造成的后果而接受批判。因此，道德情操来自外遗传法则，也就是心理发展的遗传倾向。它们往往受到情绪的限制，并且影响人们的观念，以及由此做出的决定。道德本能的原始起源是合作和背叛之间的互动关系。任何物种在遗传进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需要有足够高的智能来判断和操纵这种互动关系所引起的紧张状况，才可能进一步塑造出道德本能。这种高层次的智能，正如我在前几章所描述的人类心灵，使我们可以为遥远的未来建立复杂的心理情节。根据目前所知，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人类身上，或许也出现在人类近亲较高等的类人猿身上。
我们可以根据博弈论，假设早期的道德进化阶段，尤其是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解答。想想下面这个典型的两难困境。两位帮派成员因为谋杀罪名而被逮捕，并且分别受审。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他们有罪，但还不足以定罪。第一位成员相信自己如果坦白认罪，变成官方证人，将因此获释，而同伴则受到终身监禁。但他晓得同伴也有相同的选择，于是选择就成了难题。这两位帮派成员会不会同时背叛对方，因而都遭受严重的惩罚？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协商好了，如果被捕将保持沉默。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受到较轻的惩罚，或一起避免惩罚。犯罪集团早已把这种计算原则变成了伦理规范：绝不能陷害其他成员，总是要做个男子汉。窃贼也有荣誉感。我们如果把帮派视为某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法规就像战时被俘的士兵所遵守的一样。他们的义务是，只能提供姓名、军阶和兵籍号码。
通过彼此合作解决难题的例子，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人们从中获取的各种利益，包括金钱、地位、权力、性、使用权、舒适和健康，这类较易获得的报偿，大多可以转译成达尔文式基因适应的一般底线：较长的寿命以及安全成长的家庭。
这种现象可能向来如此。设想一下，旧石器时代的一个狩猎团体，由五位男性组成，其中一位想要脱离其他人，独自去寻找羚羊。如果成功，他就能获得大量的肉食和兽皮，是留在团体内一起狩猎所获得的五倍。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单独行动的成功机会很低，比五人一起小组行动的成功机会低很多。而且，不论他单独行动能不能成功，其他人都会因为成功机会降低而对他产生敌意。习惯上，团体内的成员总会待在一起，平均分享猎物。因此，这位有异念的成员决定继续留在团体内，同时保持良好的态度，尤其是当他成功捕杀到动物时。傲慢的自我夸耀会受人谴责，因为它摧毁了微妙的互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