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再度坦承，上述经验主义者的论点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但这些意见并不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和现代时代的初期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达尔文的《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1871）则是首次用进化的观点阐释这个看法的著作。
至于宗教上的先验主义论点，则是我从小时候的基督教信仰中首次学到。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不停地反省这些看法，而依据我的学术倾向和个性，我也不得不尊重这个古老的传统。
宗教上的先验主义，也受到具有基本相似性的世俗先验主义的支持。康德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世俗哲学家，他对道德的推论很像一位神学家。他争辩道，人类是独立的道德行为者，具有服从或违背道德律法的完全自由意志：“人类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不受任何感官刺激左右。”他说，我们的心灵在决定如何行动时，会受到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影响。若摒除其他顾虑，这个绝对命令本身是好的，可以借由下述规则辨认出来：“只根据那些你希望成为普遍律法（universal law）的准则来行动。”最重要也最超乎经验的想法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该不该”这个问题。康德说，自然是一个由因果关系组成的系统，而道德的选择则属于自由意志的范畴，其中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人类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已经超越了本能的局限，超越了自然的范畴，而进入一种只属于理性动物的自由领域。
康德简明的陈述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但若以物质实体或可想象的实体来看，却完全不合理。正因为如此，即使康德的文笔不那么曲折，他的文章仍旧很难理解。康德的观念有时很令人苦恼，但并不是因为很深奥，而是因为它是错的。我们现在知道，他的论点和大脑运转的证据不一致。
现代伦理哲学创始人摩尔（G. E. Moore，1873—1958）在《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1903）一书中，基本上也赞同康德的看法。他认为，为了确立伦理原则，道德推论不能涉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它们只描述因果，无法阐述道德正当性的基础。因此，当我们由提供事实的“是不是”直接推论到确立规范的“该不该”时，就犯了逻辑上的基本错误，摩尔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谬误。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一书中，再度走上了相同的先验主义道路，他提出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前提：“正义”的定义为“公平”，而“公平”则被视为一种内在本有的善。如果我们对自己在生命中所处的地位一无所知，就会遵从绝对命令。但是罗尔斯完全不考虑人脑由何而来或如何产生功用。他并未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正义就是公平”，和人性相符，因而可以当作无所不包的前提。这个前提也许确实和人性相符，但除了盲目地试错来学习外，我们又如何能获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