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设计的大脑,在科学和艺术上都追求简洁,也就是从混乱的细节中,描绘出简约有力的模式。罗特斯坦(Edward Rothstein)这位受过数学和音乐训练的评论家,把科学和艺术的创作过程相比如下:
我们会从看似不同的物体开始,然后比较、寻找模式,并与已知的物体模拟。我们会把自己和物体之间的距离拉远,并且采用变换、投射和隐喻的方式,来产生抽象观念、定律和系统。正因为如此,数学愈来愈抽象而且有力,音乐也由微小的细节发展出巨大的结构,并从中获得威力。这种理解方式是西方思想的根基。我们所追求的知识,在远景上都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但这些知识的威力则来自特殊的事件。我们采用的原理是可以分享的,但我们显露的细节则是独特的。
现在我把上述的洞见和下述有关物理学创造力的独立报道相比。这段文字来自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1907—1981),他的专业是研究原子核的结合力,这使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人。
假设一个人不能理解某种事物,但他恰巧发现,这种事物和他较为了解的其他事物具有类似的性质,那么,通过比较这两种事物,他或许能够对以往无法了解的事物有所理解。如果他的理解是恰当的,而且没有别人曾经有过的相同的理解,那他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想法具有真实的原创性。
艺术和科学相似,都是从真实世界出发,随后向外触及所有可能的世界,最后才进入所有的想象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会把人类的存在投射在宇宙的每一件事物上。就隐喻的威力来推想,艺术创作也许是从所谓的“毕加索效应”开始的。毕加索的摄影师兼记录者布拉萨尔(Brassa?)的报道指出,毕加索在1943年曾经说过:“如果有人想要创造自己的形象,那是因为他发现这些形象在他四周出现,并且几乎已经成形,而且就在伸手可及之处。他会在骨骼上、在洞穴墙壁不均匀的表面上、在木头上,都能看到这些形象。其中,一个形象也许像一位妇女,一个可能像美洲野牛,另外一个可能像恶魔的头。”这些形象也可能来自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沃尔克(Tyler Volk)所谓的元模式(metapattern),这些圆圈、球形、边缘与中心、二元性、层次、周期、断裂和其他重复出现在自然界中的几何结构,为我们提供了容易辨认的线索,使我们可以辨认出较复杂的物体。
单纯地看,进展是在石墙上用炭笔画线,或用蚀刻法在石头、骨头和木头上重新创造出能见的图像,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蹒跚的第一步所尝试完成的,是模拟外在的自然界并赋予自然以人性。艺术史学家斯库利(Vincent Scully)观察到,在早期历史中,人们会建立神圣的建筑物来模仿山川和动物。这么做是希望能够从环境中吸取大自然的力量。斯库利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最壮观的仪式场地是墨西哥中部的古城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在那里,死者大道直通月神庙基部,月神庙之后则耸立着称为‘特南’(Tenan,我们的石头圣女)的高山。这座高山,泉水潺潺,具有金字塔的基本造型,中间凹陷。月神庙在造型上则模仿高山,但形状更强化、更清晰,也更几何化,这使月神庙看来更具威力,就好像能把山中的泉水引入山下的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