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承认，社会理论学家所面对的技术问题特别大，困难得令人震惊。有些科学哲学家已经举手投降，宣称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界地带太过复杂，不是当今的想象力所能掌握的，也可能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一个领域。当他们质疑从生物学一路到文化层次的融通是否存在时，也把箭头指向可能成立的公式中所出现的非线性关系、各种因子之间呈二次方和三次方关系的交互作用以及随机性（stochasticity），并指向藏匿在挪威迈尔海峡（Great Maelstrom Sea）大漩涡中的其他种种怪兽。他们因而叹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了！然而，这正是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在更大的事物架构中，定义并解释科学的限制，而且在这个架构中，理性思考的所有维度，最好都留给——嗯，哲学家。对他们而言，承认科学没有学识界限是不适宜的，而且也不够专业。愈来愈少的社会学家会画地为牢，希望自己的文化研究能够躲过生物学之梦的侵扰，但是哲学家的疑虑，恰好又给了这些社会学家一股助力。
科学家本身很幸运，没有这种限制。以往的科学家在面对未知时，如果也是如此深思熟虑和谦虚，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早在16世纪就停止了。哲学家吐露的警戒之言虽然必要，但我们应该自信能够与之抗衡，绝不能因它而毁灭。科学和技术能够进入现代化的阶段，正是借助这种对抗信念的支持，当然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这种信念为一种盲目信念。我们必须记住，当初启蒙运动是死于哲学之手而不是科学之手。当然，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悲观看法也可能是成立的，但我们应该视他们为错误的，加紧向前进步，这是发现事实的唯一方法。任务愈艰难，勇于承担任务的人也将获得愈大的奖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