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让我们考虑以下四种学科，它们的时空范围逐次扩大，而其中的实践者各自做出以下的描述。
社会学家以适度的傲慢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地，尤其喜欢仔细分析特别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最近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我们与细节密切相关，自己也经常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沉浸于细节之中。以我们的经验看来，人类社会行为的变异似乎极大，也许具备了无穷的可塑性。”
人类学家回应道：“是的，从你们的角度看来确实如此。但是让我们后退一步再看。想想，我们人类学家研究了成千种文化，其中许多是尚未使用文字和非工业化的，我们记录到的变异比社会学家经历过的还要大。但是我确信，人类行为的变异的可能范围还称不上是无限的。我们在其中清楚看到某些限制和模式。我们从文化进化的许多个别实验中获得了信息，包括数个世纪以来分别进行的实验，而这些信息也许可以让我们建立起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
没有耐心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插话道：“没错，把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相互比较后所得的信息，是社会科学的骨架和关键。但是，你们的构想需要用更广博的看法来表述。人类行为的变异的确极大，但还无法涵盖我们在类人猿、猴子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社会中发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5000万年的进化过程所创造完成的，而不只是数千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文化的起源，就应该观察这100多种在遗传上和人类最接近的物种，从中找到社会进化的原理。”
社会生物学家追加道：“是的，真正的关键在观察者的视野。那么，为什么不把它极尽放大？我这个学科是由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发展而成，探讨各种生物体之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我晓得，主张生物会对人类行为影响的观念，已经引起极多争议，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但是想想看，人类也许有独特的行为可塑性，并且可能是具备语言、自觉和远见的唯一物种，但即使把所有已知的人类系统合在一起，也只是数千种高度社会化的既存昆虫和脊椎动物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希望开创真正的社会行为科学，就必须跟踪这些生物体在数亿年中不同的进化，同时，若能体认到人类的社会行为终究源自生物进化，也会有所帮助。”
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学科，只要能在大多数时候把其他学科置之脑后，就可以自在地掌握自己选定的时空范围。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理论，导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沟通失败，甚至连自己内部也无法交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果要结合，就不能如以往那般，按内容来划分学科，而必须根据学科各自涵盖的时空范围来定义。之后，还必须把各学科关联起来。
这种收敛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自然科学在过去数十年当中，借着自身内容的快速扩张，已经向社会科学靠拢，在分离的学科之间，也已经搭起了四座桥梁：第一座是认知神经科学，或称大脑科学，其中具备认知心理学的成分，而工作人员则是分析心理活动的物理基础，目标在解决意识思考之谜。第二座是人类行为遗传学，目前正处于早期阶段，寻找行为程序的遗传基础，包括探讨基因对心理发展取向的影响。第三座桥梁是进化生物学，包括研究杂交后代的社会生物学，其中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试着解释社会行为的遗传起源。第四座是环境科学。最后这个领域和社会理论的关联，也许乍看之下极微弱，但其实不然。人类的进化过程发生在自然环境这个剧场之中，而人类生理和行为也已经对自然环境适应得很好。因此不论是人类生物学或社会科学，都必须先把人类与自然之间这个坚固的基本架构纳入世界观，才可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