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上述问题的迷惑反应，导致它当今内部分裂成两个同等重要的不同文化。生物人类学家试图把文化解释为一种人类遗传史的产物，而个体在当代历史的影响下所做的决定，则会使文化在每一代都有所更新。接传博厄斯衣钵的文化人类学家则持有对比鲜明的看法，认为文化是较高层次的现象，多半不受遗传史的影响，而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文化分歧也是永无止境的。生物人类学家的看法就像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异族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结构，但令人难以置信地被不可磨灭的人性所统一。文化人类学家的看法则比较像《天外夺命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这部电影的主角，虽具有人类的外形，却保有异族人的本性。［看法较正确的电影是《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又称ID4），它正确指出，不属于人类的都是异族。］
现代人类学派系分立的状态，可以从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在1994年通过的决议看出来。他们一方面肯定“继续支持生物和文化上的差异”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坚持“抗拒把多样性生物化或同质化”的观点。他们对如何使这两个矛盾的目标互相妥协，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
那么，人类学如何探讨多样性？我们要是找不到融通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没有解答，而两个派别之间的分裂也会继续加深。生物人类学家的注意力，会逐渐集中在遗传学和人类进化过程的重建上。文化人类学家则和自然科学愈离愈远，他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进一步和人文学科相结合，把每一种文化看作一个独特的实体来分析，例如夸扣特尔人（Kwakiutl）、雅诺马米（Yanomamo）、新几内亚的卡保库人以及日本。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推导出来的定律，不能预测或定义文化整体。有些人甚至离谱地采取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许多次文化中，一种受人尊重的、知性的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