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学有它不完美的地方,却是人类最后抽出的一把石中剑。它以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唯物论发出的质疑,成为哲学和宗教上的最重要论题之一。它所采用的程序并不容易掌握,甚至难以概念化;也正因为如此,科学才发展得这么慢,而且多半是从西欧这单一地区发展出来的。科学工作相当困难,而且可能长期受挫。你必须具有一点强迫性性格,才能成为多产的科学家。你得牢记,新的想法多半平淡无味,并且经常是错误的;直觉上的灵感大多没有什么前景,它们在统计上的半衰期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为了验证灵感而进行的实验通常很冗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往往只得到反面的结果,或得到模糊(更糟糕!)的结果。
许多年来,我都会这样冒昧地建议生物学的新科博士:如果你打算走学术路线,每星期需要40个小时来教书和履行行政义务,除此以外,需要20个小时来进行像样的实验,之后还要投入另外20个小时来完成真正重要的实验。上述的数字并不只是新兵训练营中的夸大其词,半数以上的科学博士的研究都面临胎死腹中的状况,最多发表一两篇文章之后,就脱离了原创性的研究。高压物理(这并不是双关语)的创始人布里奇曼,用另一种方法来叙述这个指导方针:“科学方法是毫无保留地拼命尽力。”
原创性的发现是最重要的。基本上,科学家并不是为了“了解”才从事“发现”,如哲学家怀德海所做的观察,他们是为了发现才去了解。为了快速抵达科学的前线,参与新发现的领域,科学家只学习他们需要的知识,而经常对世界上其余的事物所知甚少,大多数的科学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就像散布在前哨的探子,以单独或小组的方式,在一块精选的狭窄区域内进行探索。两位科学家初次见面时开场白经常是:“您做哪方面的工作?”他们已经知道彼此之间共同的关联。他们是探险的伙伴,朝着抽象世界的深处迈进;多半时候,他们对偶尔能捡到金块感到满足,但是更向往找到主矿脉。他们每天去工作时,都会下意识地想着:“就在那里,我很接近了,可能就在今天。”
他们知道科学职业游戏手册上的第一条规则:在这个毫无顾忌实行精英政策的行业里,你如果有一项重要的发现,就可以成为真正成功的精英科学家。你会被编入教科书内,没有人能够夺走你的地位;你可以依赖桂冠坐享余生。但你当然不会只坐享余生,有足够冲劲做出重大发现的人,几乎都不会休息片刻。任何发现都会令人感到兴奋;踏上处女地的经验比任何感觉都让人愉悦,比任何迷药都让人上瘾。
如果你没有新发现,则无论你在科学上做了多少研究,写了多少文章,你在科学文化中的角色都极小或微不足道。当然,人文学科的学者也从事发现工作,但是他们当中最有原创性、最有价值的研究,一般都是针对既存知识的诠释和解说。当一位科学家开始把科学知识加以归类、筛选其中的含义,尤其是当他并不属于那些知识的研究圈时,这位科学家就会被归类为人文学者。他可能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天使,在科学之上展开宽广的翅膀,但如果没有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仍然不属于科学圈。科学生涯到头来得接受一个真正的测试,取决于下列的句子能够填写得多成功:他(或她)发现……因此,自然科学的过程和产品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差异。这个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心胸狭窄而且愚蠢,又为什么这个领域中许多有智慧的学者,竟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科学家。
但奇怪的是,科学“文化”所存极少,至少从部落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值得一提的仪式少之又少,顶多只有一些零散的偶像。不过,我们倒是听到很多关于势力范围和地位的争执。科学界的社会组织,最接近由小块封建区域所构成的联邦。在宗教信仰上,科学家中有少数是虔诚的基督徒,普遍则是强硬的无神论者。少数科学家是哲学家,大多则是知识上的旅行者,在局部的地区内探索,希望能够碰上新的发现,且都为现在而活。他们对从事发现工作感到满足,往往在大学或学院教科学;对自己能跻身于这个待遇相对优渥、虽多有明争但总体上暗斗最少的职业领域颇为得意。科学家在个性上的差异和一般人类似。你如果随机取样1000位科学家,就会发现从各个层面来观测,几乎包含了完整的人类样板:从宽容大方到具有掠夺性、从适应力佳到有心理问题、从随和到强迫性人格、从严肃到轻浮、从合群到隐居。有些人像4月份处理报税单的会计师一样一板一眼,另外,少数人则经临床诊断证实为躁郁症患者(或者你也可以采用含义模糊的新用词,称之为两极型情感症患者)。
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也高低不一,可能为了升官发财,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标。爱因斯坦在1918年普朗克60岁生日的庆典上,将科学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归类。他说,科学殿堂内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从事科学研究,许多人是因为喜欢感觉自己具有优越的知识力量;第二种是科学研究对他们而言像是一种运动竞赛,可以满足个人的野心;第三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旨在达成实用的目标。但是对第三种人而言,“如果上帝的使者能够降临,把前两种科学家都驱逐出科学的庙堂,那么就只有少数人会留下,包括普朗克在内。这也正是我们喜爱普朗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