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海地的贫困现状

历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历史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海地的贫困现状。

历史一般不被看作科学，但如果使用了“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method），它还是可以成为科学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学教授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哈佛大学政府研究教授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在合编的新书《历史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 of History）中，就有效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一项比较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动态研究中，戴蒙德指出，尽管两国都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前者沦为赤贫，后者欣欣向荣。

1496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兄弟巴尔托洛梅奥（Bartolomeo）代表西班牙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岛，在岛东部的圣多明各建都。两个世纪后，西班牙与法国交恶，两国在1697年签订《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西班牙将岛屿西部的领土拱手相让。当时的法国比西班牙富裕，且奴隶制是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岛屿西部由此成为奴隶交易的中心，在人口上也与东部形成悬殊差距：西部约有500,000名奴隶，东部仅有15,000到30,000名。

人口压力的不同，加上法国从海地大量进口木材的需求，使得地理因素的影响日益加剧。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锋面（weather front）来自东方，在多米尼加一侧形成降雨；海地一侧相对干旱，宜于耕种的肥沃土壤也较少。海地需要农田和木材，于是国内原本稀少的树木被迅速砍伐，后果是灾难性的：土壤侵蚀，木材流失，盖不起楼，也做不成木炭；河流中的沉积物越来越多，水域保护日渐削弱，水力发电的潜能也随之下降。环境退化形成负反馈循环，让海地陷入破败。

19世纪，海地和多米尼加双双独立，两国间的其他比较差异也随之浮现：海地的奴隶起义刀光剑影，为了恢复当地秩序，拿破仑进行了铁腕干预，结果造成海地人对欧洲人的不信任，在贸易、投资、进出口、移民上都断绝了往来。海地奴隶还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克里奥耳语（Creole language），除了他们没人会说，这使海地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越发孤立。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只要具备了某些因素，就能积累起资本、财产和富裕，一旦宣布独立，还可能凭借这些因素繁荣富强；不过海地既然对外竖起了屏障，自然也就无法从这些因素中获益了。相比之下，多米尼加的独立进程就较为平和，整个国家在自治与西班牙的统治之间摇摆了几十年，到1865年西班牙决定罢手，才终获独立。几十年中，多米尼加人说西班牙语，发展出口，与欧洲诸国互通贸易，并吸引欧洲投资者；人口组成相当多元，来自德国、意大利、黎巴嫩和奥地利的移民联手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

最后，虽然两国都在20世纪中叶屈从于独裁者，但多米尼加的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渴望个人财富，故其治理下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在他的政策引导下，多米尼加成为出口强国。为了能通过木材储备谋取更多暴利，他还引进科学家和森林管理人员参与护林。相比之下，海地的那位独裁者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昵称“爸爸医生”）在这些方面毫无作为，反而令海地与外面的世界渐行渐远。

戴蒙德承认，在这个岛屿漫长的历史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他也指出：比较研究方法“比较（最好是量化、并由统计性研究加以辅助）的不同体系，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似，在某些因素上又各不相同；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正是我们希望研究的对象”。

科学，归根结底是要分离出少量强有力的因素，以此解释测量对象的众多不同。史学家在历史的自然实验中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在当代社会的自然实验中进行比较研究，二者其实并无二致。时至今日，科学家应当尊重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对于历史学家也该表达敬意，因为他们为了测试自己的历史假说，已经用起了比较研究方法和其他技术。（翻译红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