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也诈骗
科研中的造假﹑欺骗和谎言显示出（大部分）科学具有自我纠正性。
1974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中，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 P. Feynman）清晰地阐释了科学诚信（scientific integrity）：“首要原则就是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只有没有欺骗自己，才容易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此后，你只需要养成诚实的习惯。”
然而就像费曼在加州理工的同事戴维·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在他2010年的著作《事实和欺诈：来自科学前沿的告诫》（On Fact and Fraud: 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Science）中谈到的那样：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家确实在试图愚弄他们的同事；而且认为按常理每个人都是诚实的这种想法，可能会使一个人更容易被故意欺诈所愚弄。自然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她不会有意欺骗，只有人类才会。古德斯坦力图从揭穿科学的“神话”入手，找出科学家撒谎的原因。这类“神话”包括：“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绝不应该是个人利益、晋升或者其他奖励”“科学家在收集数据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科学家绝不能武断地相信某个观点，或者过分夸大某个观点”“科学家绝不能允许当权者影响他们的判断”。诸如此类的所谓格言，根本没有体现出科学工作的实践操作。
要知道，科学家都会强烈地受到地位和奖励的激励，他们并不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更客观，在维护某个观点时，他们的固执程度不会低于思想家，他们也会因为当权者的压力而动遥了解了这些后，我们就会明白，正如古德斯坦所说：“在科学中造假的人，很少会因为想往科学里掺假而造假，他们总是相信他们往里掺的都是真理。”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务长，古德斯坦对此颇为了解，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调查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在调查中古德斯坦发现，几乎所有的科学欺诈行为都存在三个危险因素：“第一，都处于职业压力之下；第二，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如果研究一切顺利，所研究问题的答案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个体实验不需要精确重复。”
要发现学术欺诈，首先就必须定义它，用古德斯坦的话来说：“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被定义为申请、实施、评论研究，或报告研究成果时的伪造﹑篡改或剽窃。”其次，过程中必须“严重背离科学界的行为规范”。再次，不端行为必须是“故意明知故犯的，又或者是无视行为规范鲁莽操作而犯下的”。还有最后一点，就像在任何一个法庭上一样，对于欺诈的指控必须证据充分。
已有明确结论的科学欺诈案例包括：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L. Burt）的孪生子研究（伯特伪造了众多的孪生子数据，不得已又编造了一些孪生子研究人员）；斯隆－凯特琳研究所（Sloan-Kettering Institute）的癌症研究员威廉·萨默林（William Summerlin）在白鼠身上诱导移植健康黑皮的实验（后来发现移植的黑皮是他用黑色记号笔加深的）；物理学家维克托·尼诺夫（Victor Ninov）声称发现118号元素（有人预言了这种元素的存在，尼诺夫则运用造假数据证明了它的存在）；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皮尔当人（Piltdown Man）骗局（后来证明那是一个猩猩的下颌骨，只不过被染了色并人工作旧而已）。还有一些结论尚不明确的案例，譬如马钉弗莱施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发现”的冷核聚变（cold fusion）。对于这个案例，古德斯坦的结论是，两位科学家很可能“自己真的相信他们掌握了些知识，只不过这些知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把自己给骗了”与故意欺骗别人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一些科学家确实是在故意造假。鉴于科学家对研究基金竞争之激烈，对学术地位追逐之热衷，人们应该惊讶于学术欺诈没有达到更猖獗的程度。学术欺诈相对稀少（与政治上的腐败相比）的原因在于：科学自有一套专门设计的流程，目的就是通过同僚合作、研究生培养、同行审查、实验确证以及结果复制，来侦查出欺骗行为（不论是骗了自己还是欺骗别人）。尽管科研中的开放和诚实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但大环境是确实存在的。从长远来看，在这个环境中，欺骗、欺诈和骗局终将被暴露和剔除，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翻译徐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