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伪科学
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并不容易。
常有人指责气候变化的否认者是在从事伪科学，面临这一指责的还有智慧设计论者、星相学者、UFO研究者、超心理学者、另类医学的从业者，以及其他偏离科学主流的人士。但实际上，科学和伪科学的边界是出了名的混乱，而且在定义上有很多分歧，因为这两个领域都太过宽泛，相互间的界限也格外模糊。而且，“伪科学”这个名词还常常被人肆意滥用，用来指代出于各种原因而让人讨厌的理论。在2010年出版的《夸夸其谈的谬论》（Nonsense on Stills）中，科学哲学家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退了一步，宣称在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上“没有石蕊测试”，因为“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间的分界线要比波普尔（以及大多数科学家）主张的更模糊，也更有弹性”。
当年就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首先提出了“划界问题”，以研究如何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划清界限。在波普尔看来，1919年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成功验证属于前者，而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属于后者，因为弗洛伊德的传人只接受对理论有利的证据，并刻意忽视那些与理论不符的证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可以证伪的，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恒星的光芒没有如理论预言的那样被太阳的重力场弯折，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了。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却不同，它们永远不可能证伪，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提出可以验证、可供推翻的假说。于是，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可证伪性”概念，作为划界的最终标准。
问题是，许多科学理论也都是不可证伪的，比如弦论、和意识有关的神经科学、宏观经济学模型以及地外生命的假设。拿最后这个来说，如果不是搜遍了宇宙中每个星系的每颗恒星周围的每颗行星，我们又怎能断言外星人必然不存在呢？
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史学家迈克尔·戈丁（Michael D. Gordin）在其著作《伪科学之战》（The Pseudoscience Wars）中补充道：“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自称是伪科学家的。没有人会在早晨醒来时对自己说：‘我要去伪实验室里做几个伪实验，试着用伪事实证明我的那些伪理论。’”戈丁援引详尽的实例指出：“科学家（不是铁板一块的‘科学界’）只有在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时才会将一个教条称作‘伪科学’——让他们感到威胁的未必是新观念本身，而是因为这些观念动摇了科学的权威，影响了科学对各种资源的占用，或是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潮流。如果不是感到了威胁，这些科学家就不必对他们眼中的伪科学发起猛攻，而是继续自己的研究，愉快地忽略那些奇怪的想法。”
我之所以把创世论叫做“伪科学”，不是因为他的支持者在从事坏的科学——他们从事的根本就不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美国的科学教育，突破了政教之间的樊篱，还在进化论的性质和科学研究的程序上误导公众。
说到这里，或许就有了一个解决划界问题的可行标准：科学家的行为能否反映某种观点是否有用。换句话说，一种革命性的新观点出现后，科学家是否有兴趣在研究中采用它？它能不能开创新的研究方向，带来新的发现，或影响既有的假说、模型、范式和世界观？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它就很可能是伪科学。
在给科学和伪科学划分界限时，我们可以少讲点科学是什么，多讲点科学家在做什么。科学是一系列旨在验证假说、建构理论的方法。如果有一群科学家都在积极地使用一个新观念，并且这个新观念在那个领域扩散开来，融入研究，产生有用的知识，并通过演示、发表，尤其是通过新的探索和研究而得到推广，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是真科学。
以有用性作为划分标准的好处在于，它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平等主义而非精英主义，是客观而非充满偏见。让科学的“消费者们”在观念的“市潮里自行决定什么是好的科学吧，让这个过程从科学家开始，然后逐渐向科学编辑、教育者和读者渗透。至于那些伪科学的潜在“消费者”，就让怀疑论者去对付。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购买者自慎。（翻译红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