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上帝打保龄
宗教信仰是一些人心灵的寄托，而且它还有一些附加作用：比如提供机会和场所，让你扩大社交圈子，找到一起逛街、一起打保龄的朋友。不过，别奢望宗教能让社会风气有多大改善，实际上，“慈悲”的宗教对此无能为力。
宗教是社会健康的必要成分吗？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一方面，独立学者格雷戈里·保罗（Gregory S. Paul）2005年在《宗教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民主繁荣时期量化的社会健康、大众的宗教虔诚以及世俗主义相互关系的跨国研究》（这里的“世俗主义”，是指只关注现实社会，不重视宗教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他在文中指出，在18个发达国家中，宗教信仰度（以是否信仰上帝、是否奉行圣经直译主义、参加祈祷以及服务活动的频率为衡量标准）和社会健康（以杀人案件发生率、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性病感染率、未成年少女早孕率、堕胎率为衡量标准）呈现负相关。“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中，对造物主的信仰度越高，杀人案件发生率、青少年死亡率、性病感染率、青少年早孕和堕胎率也越高。”的确，美国不仅在宗教信仰度方面首屈一指，在杀人案件发生率、性病感染率、堕胎率和青少年早孕率上也遥遥领先。
另一方面，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谁真的在乎》（Who Really Cares）一书中提出，一旦涉及慈善捐献和义务工作，“热心的自由派”、“冷酷的保守派”之类的荒诞说法面对林林总总的量化标准，很快就不攻自破。保守派的捐款比自由派多30％（甚至在控制收益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投入了更多心力，义务服务的时间也比自由派长。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慈善活动中的捐赠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3倍，即便在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上，信教者的捐赠也比他人多14％，而且教徒中乐于帮助流浪者的比例比非教徒多出57个百分点。在社会健康方面，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慈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43％；自认健康状况良好或非常好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25％。
那么，左翼和右翼可否由宗教划分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他们合著的《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Secular）一书中，比较分析了32个国家过去10年内的37次总统和议会选举的选举制度。研究数据表明，70％的虔诚教徒（1周至少参加1次宗教活动）会投票给右翼党派，只有45％的非宗教人士（从不参加宗教活动）会支持右翼党派。这种影响在美国尤为突出。以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在预测哪些人会投票给布什，而哪些人会支持戈尔的问题上，宗教信仰超越了社会阶层、职业划分以及地区差异，成为迄今最有力的依据。”
“社会资本”的理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上述差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个人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以及从中衍生的互信互惠原则”。例如，通过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这个项目主要调查各国人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的数据资料，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发现，“参与宗教”的人数和“非宗教社团”（包括妇女、青年、和平、社会福利、人权以及环保团体，甚至保龄社团等等）成员人数之间存在一种正比关系。“在很多（但不是全部）信仰中，宗教机构为居民提供聚会场所，让邻里相交往来，并培养利他主义，由此巩固了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关系”。
宗教的社会资本虽然能让人们为慈善活动慷慨解囊，也能为人们创造成为群体成员的机会，但在处理杀人、性并堕胎、青少年早孕等弊病方面，无法与世俗社会资本相提并论。原因有三：第一，这些弊病皆另有起因；第二，世俗社会资本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更具优势；第三，这些弊病涉及个人自身道德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我把这种联系称为道德资本，它主要是在家庭中形成。家庭，作为在人类进化史上比宗教和政府更早出现的基本社会单元，无论是否信教，都能巩固强化道德对攻击行为和性行为的制约作用。（翻译徐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