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偏见的大脑
为什么只有科学才能摆脱依赖信念的实在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夏威夷出生的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相当荒谬，而且在动机上暗含种族主义。因此，当我面对那些持不同看法的“出生证阴谋论者”时，我很容易就忽略了他们在“出生证明”和“出生登记证明”之间所作的区分。这是因为，一旦我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意见，这个意见就会成为信念，它受到一系列认知偏见的保护，显得千真万确。那么，我的这种态度是非理性的吗？可能吧。不过话说回来，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信念系统，其实都是这么运作的。（“出生证阴谋论者”认为，奥巴马未出生在美国领土，因而没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
我们之所以形成某些信念，有着各种主体的、情绪的、心理的原因。小到家人、朋友、同事，大到文化和社会，我们的信念处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信念一旦形成，我们就会用各种感性的理由、有力的论据、理性的解释来为它们辩护申说，使之显得合理。信念是第一位的，对信念的解释是第二位的。我在《信任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一书中指出了一个现象，即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有赖于我们对它的信念，我把这个现象称为“依赖信念的实在论”（belief-dependent realism）。现实的存在固然独立于人的心灵，但在任何时候，我们对现实的认识都依赖于我们的信念。
我的这个概念仿照的是物理学家霍金和蒙洛迪诺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中提出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两位作者认为，迄今还没有一个物理模型能够解释现实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能说某个模型比别的模型更贴近现实”。这些模型只有和不同的理论相联结，才能构成完整的世界观。
一旦形成信念，并对它们效忠，我们就会用一系列强大的认知偏见来维持、强化它们。这些偏见足以扭曲我们的感知，使之与信念相符，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固着偏见（anchoring bias）：在决策时对特定的参照物或信息过于依赖。
权威偏见（authority bias）：重视权威的意见，尤其是在评价我们所知甚少的事物时。
信赖偏见（belief bias）：根据结论的可信度来评价论证的强度。
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为业已存在的信念寻找有利证据，忽视或曲解那些不利的证据。
除了上述偏见之外，还存在一种群内偏见，即更加信赖那些被我们视作同一群体的人，不太信任那些来自其他群体的人。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部落生活中进化而来的，这使得我们非但会对信念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还会对信念进行丑化和忽略，将它们看作是无聊的、邪恶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依赖信念的实在论在一种“元偏见”的推动下愈加深化，它的名字叫“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即能够在他人身上看到认知偏见，却对这些偏见对自身信念的影响视而不见。这种元偏见，即便是科学家都不能避免，他们受到“实验者预期偏见”（experimenter-expectation bias）的影响，容易注意、选择、发表那些和他们预期的实验结果相符的数据，同时忽视、抛弃、怀疑那些和预期不符的数据。
人类容易轻信，并容易受到一系列心理偏见的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设置了内在的自我纠错机制。科研需要严格的双盲设计，无论是实验对象还是实验者，都对数据收集期间的种种条件不得而知。与同事的合作也至关重要。研究结论要在科学会议和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经受检验；研究要在其他实验室里得到重复。对结论不利的证据、对数据的矛盾解释，都要在分析中有所涉及。毕竟，就算你不主动提出对你的理论不利的数据和论证，别人也会提出，他们通常还会兴高采烈地在公开场合向你发难。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研究必须具备怀疑精神，有了它，我们才能避开大脑设下的陷阱，摆脱依赖信念的实在论。（翻译红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