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先入为主
“一旦人类的理智接受了某个观点……就会把其他所有事物拉过来，支持这个观点。即使还存在很多有分量的反对证据，理智也只会忽略或者轻视它们……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强烈而有害的先决方式，保护先前结论的权威性不被破坏。”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
和威尔·罗格斯（Will Rogers，著名美国作家，他笔下诞生了许多幽默、犀利的评论，以讽刺美国社会和政治见长）一样，我不属于任何政党组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倾向于财政保守和社会自由的人，不论我遇到的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我总能发掘出我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所以我在两大阵营中都有好朋友。我发现：不管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双方都同样确信，证据毫无疑问是站在自己这一方的。
人们将这种确信称为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我们寻找确凿的证据，支持早已形成的信仰，并忽视或曲解反驳性的证据。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已经找到了证实性偏见在大脑中发生的部位，以及它是怎样在下意识中被情绪左右的。在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指导下，心理学者德鲁·韦斯腾（Drew Westen）主持了这项研究。研究小组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学会2006年年会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2004年，正当美国总统选举如火如荼之际，他们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30名男性进行了脑部扫描。其中一半自诩“铁杆的”共和党人，另一半则标榜自己是忠实的民主党人。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对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陈述进行评价，而两位候选人的陈述明显彼此冲突。果不其然，在参与实验者的评价中，民主党支持者针对布什，共和党支持者也批评克里，都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占据着上风。
然而，神经成像结构却显示，大脑中与推理联系最紧密的部分——背外侧的前额皮层是安静的。大多数脑活动位于眶额回（orbital frontal cortex），那是处理情感的地方；还有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冲突的调和有关；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道德责任的判断相关；以及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报偿与愉快感有关（一旦话题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情感就会得到满足）。
“我们发现，大脑通常负责推理的那些部位没有任何活跃度提高的迹象，”韦斯腾在埃默里大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感回路的网络被激活了，其中包括疑似与调节情感相关的回路，以及与调和冲突相关的回路。”有趣的是，负责报偿选择行为的神经系统回路也被激发了。“本质上，它的出现就好像某一党派的人转动认知万花筒，直到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然后他们强化了这一结论，并把反对一方的负面情感状态和活动排除掉”，韦斯腾说。
这些成果的含义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范围。当法官或陪审团权衡指控被告的证据时，当首席执行官（CEO）评估有关公司的信息时，或者当科学家考量有利于某个理论的数据时，都将经历相同的认知过程。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科学上，我们已经建立起自我纠错（self-correcting）机制。实验中执行严格的双盲控制（double-blind control），无论是被实验者，还是实验者，在数据采集阶段都不应该知道实验状况。实验结果由专业组织和专家评审的刊物来评判。如果与初始研究者没有关联的其他实验室能够重复这个试验，这项研究才能得到认同。驳斥性的证据，以及对于数据的相反解释，都必须包含在论文中。同行质疑应该受到鼓励，不同寻常的结论需要有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
在法律、商业和政治的竞技台上，我们也需要对证实性偏见进行相似的控制。法官和律师应当彼此提醒，同时还要选择性地采集资料来支持论点，并提醒陪审团注意证实性偏见的影响。CEO应该用批评的眼光去评判副手们的热情建议，并要求了解相反的证据和针对同一计划的其他评估结果。政治家需要一套更加强有力的专家评审体系，超越竞选活动中粗鲁的辱骂，我非常乐意看到这样一种政治辩论：要求竞选人站在对方的观点上发表看法。（翻译波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