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的错误和肯尼迪的失误
有人说“我错了”，然后呢？
在伊拉克战争中，有3,000多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每天的战争经费的消耗更是高达两亿美元，也就是说，一年花掉了730亿美元！难怪美国大部分议员都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站在同一条战线，确信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落荒而逃”。正如2006年7月4日布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t. Bragg, N.C.）发表的讲话中所重申的那样：“在任务完成之前决不撤军，我不能让2,527位牺牲在伊拉克的士兵白死。”
在生活中，我们作出过很多类似的不理智决定，结果导致股份丧失、投资不利、生意亏本或者关系破裂。其实如果当时能够理智一些，就可以推断出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决定是否投资。但是，“如果”永远只是“如果”——无论是在爱情、战争还是商业投资方面，我们都丧失过理智。这些在不理智状态下作出的决定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沉没成本谬误”（sunk-cost fallacy）。
心理学家卡罗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在两人合著的《不是我的错》［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中，对造成“沉没成本谬误”和其他认识谬误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自辩”机制（self justification），即“允许人们说服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是他们探讨的焦点。当人们使用被动语态宣布“错误产生”的时候，就说明理智已经回归。就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谈到越南、柬埔寨和南美问题时坦承的那样，“错误很可能是由我所供职的部门犯下的”。
认知矛盾是导致自辩的根源：“任何人在面对心理上彼此矛盾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和意见）时，都会觉得紧张，”塔佛瑞斯和阿伦森解释说：“这种矛盾会造成自责、懊悔、痛苦等不同程度的精神不适。在找到适宜的缓解方式之前，人们很难摆脱这种不适的精神状态。”而正是在缓解矛盾心理的过程中，自辩机制才开始加速运转。
误判死刑可以说是认知不准确的极端体现。从1992年美国实施“昭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以来，有192人被免除了死刑。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萨穆埃尔·格罗斯（Samuel R. Gross）对此并不满意，“如果我们能够像复审死刑判决那样认真审阅每份判决书”，“在过去的15年里，能够被免除牢狱之苦的人就会超过28,500个，而不是区区255个”。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制记者罗布·瓦尔登（Rob Warden）的解释，通过自辩机制缓解心理矛盾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心理现象，“人们一旦陷入这一机制，就会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你会认为人们都在对你撒谎，在此基础上你会衍生出一套‘隘见’（tunnel vision）性的犯罪理论。多年以后，当有确凿证据显示某个罪犯无辜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等一下，若不是这个证据是错误的，就是我自己搞错了——但我是个好人，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在少数情况下，的确有人曾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他们大多得到了人们的宽恕，受尊敬程度甚至还因此得到提升。在猪湾（Bay of Pigs）事件后，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发表了如下讲话：
“该部门会坦承他们的错误，就像某位智者曾经说的，‘除非你拒绝改正，否则失误将不会成为错误’。我们需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不需要寻找替罪羊……我必须为失败担负最终责任，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这段讲话让肯尼迪的声望飙升，一跃成为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领袖。如果布什说出这样一席话，情况会怎样呢？（翻译徐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