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感的威力
我们会观察家庭、朋友和我们认同的社会群体，并用他们传出的信号修正自己的道德观，这是因为在进化之路上，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人的生存和繁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我是如何重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的，我在实验中揭示：虽然大多数人都可能在权威人物的诓骗下伤害别人，但他们的态度是犹豫的，内心也不乏道德挣扎。米尔格拉姆为解释实验提出了“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把自己看成执行他人愿望的代理人”。在电击实验中，受试者由社会中的道德主体转变成了等级秩序中唯命是从的代理人。他这样写道：“有一个现象总是让我震惊，即我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讲授服从实验，年轻人听了那些受试者的行为后目瞪口呆，还宣布自己绝对不会效仿，但就是这批年轻人，却在几个月后参了军，在战场上大肆施暴而毫无愧意，相比之下，电击别人的行径简直不值一提。”
这是一项敏锐的观察。对士兵在战场上的行为动机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对于这些研究，戴维·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中尉在富于洞见的著作《杀戮》（On Killing）中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说，士兵的主要动机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兄弟义气。他这样解释道：“在情义深厚的男人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同辈压力，他们非常关心战友对自己的看法，宁愿战死也不愿意令战友失望。”
身为社会性的灵长类动物，我们会观察家庭、朋友和我们认同的社会群体，并用他们传出的信号修正自己的道德观，这是因为在进化之路上，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人的生存和繁衍。我们不单是盲目地将自己交给权威，而是遵循道德共同体的指示，做出最合适的行为。
2012年，有一期《心理科学展望》（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刊登了一篇论文，文中对米尔格拉姆的理论重新分析，还特别强调了“认同”的威力。文章的作者是3位心理学家，分别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D. Reicher）、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亚历山大·哈斯拉姆（S. Alexander Haslam）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乔安妮·史密斯（Joanne R. Smith）。文中，3位作者把自己的范式称为“认同基础上的结盟”，他们这样写道：“实验的参与者可能对两种对象产生认同，一是实验主持人和他代表的科学界，二是学习者和他代表的一般大众。”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受试者为什么愿意在权威人士的命令下电击（或不电击）学习者：实验伊始，受试者认同的是实验主持人和他那个可敬的科研项目，可是当电压加大到150伏时，学习者开始大叫“喂，管实验的！我不做了，求求你，让我出去。我心脏不舒服，我不想继续了，放我出去。”这时，受试者的认同就转移到了学习者那里。
而在实验里，150伏也正是受试者最有可能退出或抗议的时候。赖歇尔等人假设：“受试者在实验中听到了两个声音，它们互相竞争，争夺他的注意，并作出互相矛盾的指示。”在解释电压升到150伏之后受试者出现的道德挣扎方面，这个假设要比米尔格拉姆的“代理状态说”有力得多，因为米尔格拉姆只看到了受试者和权威主持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受试者和学习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米尔格拉姆的模型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为那些纳粹官员开脱了罪责，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只是代理人，是受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指使；这位艾希曼的行径，已经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了著名的概括，说他这是“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样说来，那些官员还有道德责任吗？历史学家雅各布·洛佐维克（Yaacov Lozowick）在2002年的著作《希特勒的公务员》（Hitler's Bureaucrats）中这样写道：“艾希曼和他的同伙杀害犹太人，不是意外地，不是漫不经心地，也不是盲从指令、甘当大机器里的小螺丝。他们是努力实施、用心设计，在许多年里遥遥领先。他们都是邪恶之峰上的登山家。”
1992年，一本名叫《过去好时光》（The Good Old Days）的书，列举了纳粹分子登上邪恶之峰的种种事实，比如党卫军中尉卡尔·克雷奇默（Karl Kretschmer）曾说过一句话：“看不得死人是一个弱点，要克服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杀人，杀多了就习惯了。”
幸好神明保佑，习惯是可以改的，尤其是在道德群体的熏陶之下。（翻译红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