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从林肯遇刺到9·11事件,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为何公众对阴谋论总是津津乐道?
200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后,一位纪录片制作人缠上了我。他有着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般的野心,希望揭露“9·11”背后的阴谋。我知道他另有所图,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你是指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基地组织(al Qaeda)袭击美国的阴谋吗?”
“这正是他们希望你相信的,”他回答说。“他们是谁?”我反问。“政府呗,”他压低了嗓门,唯恐“他们”正在监听我们谈话。“可是,乌萨马和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已经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我提醒说,“他们还自豪地称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不是吗?”
“哦,你是指乌萨马的录像吧,”他一副深知内幕的样子,“那是CIA(中央情报局)伪造的,故意泄漏给媒体来误导民众。“9·11”以来,假情报铺天盖地。”
当然,阴谋确实存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暗杀阴谋的受害者;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德(Franz Ferdinand)则死在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黑手”(black hand)的枪下。偷袭珍珠港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但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参与其中);水门事件(watergate)也是一起阴谋(理查德·尼克松难逃干系)。人们该如何分辨真假情报呢?涅槃乐队(Nirvana,20世纪90代美国的著名摇滚乐队)歌手库尔特·科贝恩(Kurt Cobain)曾在歌词中唱道:“即使你是妄想狂,人们同样会追随你。”此后不久,他就开枪自杀了(真是自杀吗?)。
尼克松的前助手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曾告诉我(他应该有发言权!),政府阴谋的问题在于官员的无能和民众的多嘴。复杂的阴谋其实很难成功,因为太多人想出风头。即便是电影里神通广大的“黑衣人”(Men in Black)也不能阻止别人碎嘴泄密。因此,越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卷入其中的人就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校
人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捕风捉影的阴谋呢?我曾提到过“模式化”(patternicity)和“操纵性”(agenticity)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人们试图从无意义噪声中寻求有意义模式的行为趋势;后者是指人们倾向于相信某些隐形的力量在故意操控世界。而阴谋论不仅将一系列偶然事件串联成有意义的模式,还在这些模式中引入有所图谋的操控势力。上述两种倾向,再加上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即寻找确切证据证明已相信的事)以及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即对已发生的事作事后解释),一起构成了阴谋的认知基矗
新闻记者亚瑟·戈德维格(Arthur Goldwag)的最新力作《邪教、阴谋和秘密社团》(Cults, Conspiracies, and Secret Societies)列举了不少此类案例。书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共济会(Freemasons)、光明会(Illuminati)、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黑色直升机(black helicopters,寓意监视与阴谋)、新世界秩序计划(New World Order)的事情。“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所有与此相关的前因后果都会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最琐碎的细节也变得意义深远。”戈德维格以肯尼迪遇刺案为例,“现在,据我们所知……1963年11月22日以来,与迪利广场(Dealey Plaza)有关的所有影视节目似乎都充满了谜团和讽刺——枪响前的瞬间,从站在草坪上神色古怪而期待的路人(他们在想什么?),到背景里的阴影(天桥上的装置会不会是反光的枪管?),视野所及的每个不寻常的随机物件都充满疑点”。再用一个好故事把这些因素串联在一起,自然很吸引眼球。想想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的《刺杀肯尼迪》(Killing Kennedy)和丹·布朗(Dan Brown)的《天使与魔鬼》(Angels and Demons),其实都是虚构的。
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呢?超验主义者相信,万物是彼此联系的,每件事都事出有因。经验主义者认为,随机性和偶然性与世界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相信与否取决于每个独立命题的证据。怀疑论者的问题在于,超验主义相信直觉,经验论者却不信。或许,还是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乐队(Buffalo Springfield)唱得妙:根深蒂固的妄想,在你的生命中徜徉……(翻译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