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场战争不仅是独裁和民主、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它更是思想之间的冲突，是生活与历史之间不可调和的哲学冲突。它已经威胁到人类在千百年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为此，我们需要对战前德国的一些思想和学说加以分析。
我们看到了启蒙时期的哲学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和整个过程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第739条）。更具有决定意义、促成和赋予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性的，是战前德国军国主义者、政论家和德国思想界的领袖们反复灌输的某些半科学、半政治、半哲学的思想。其中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的优等民族、理应统治世界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此时，这种德意志民族是上帝选择的优等民族的思想已经在德国普通人中间广泛传播，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思维的人绝不会认为这种天真的想法会在当今文明世界的冷静和理性的思考中占据位置。然而，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思想确实在德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扎根。威廉二世曾经说过，“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创造了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可以给世界带来文明”，“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著名的哲学教授鲁道夫·欧肯（Rudolf Euchen）也曾在耶拿说：“我们有权力说我们是人类的灵魂，破坏德意志的品质就是掠走了世界最深远的意义。”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也以相同的自信宣称：“日耳曼人是人类的主宰……日耳曼民族就是来统治世界的。”
这些言论影响甚大，因为它们无处不在。也可以说，这些言论思想形成了“一战”爆发前二三十年德国思想领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德意志的种族和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使其成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那些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德国人认为将自己优越的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是他们的神圣使命，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这样就可以使德国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在德国流行的另一个危险的学说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必要和神授的因素。军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德（Friedrich Von Bernhard）说：“战争，不仅是生命法则，而且还是人类文明的道德使命和不可缺少的因素。”毛奇元帅（Marshal von Moltke）说：“战争，是上帝创立的世界秩序的构成要素……没有战争，世界将会停滞不前并迷失在物质主义里。”正是这样的战争哲学，蒙蔽了德国人的双眼并对侵略战争产生疯狂和罪恶的心态，更为欧洲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和创伤。
很多德国哲学家传播的另一个罪恶的学说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普通的道德统治去约束的。这意味着可以弃国际条约和国际法而不顾，随意发动战争，而丝毫没有怜悯同情之心。这样的思想导致成军国主义者将其付诸实践，从而引发了欧洲的这场大战；这种认为发动战争不用考虑法律、人性和良知的可怕的学说，诞生了德国的“恐怖”（Frightfulness）政策，这一政策激起了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对德意志帝国的抵抗，并使得协约国发起的对抗德国的战争不仅是为民主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保护宝贵的道德文明遗产而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一战”的历史地位，指出了其深层原因和探究了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非法、反人类的思想和学说之后，接下我们要谈一谈20世纪初标志着欧洲滑向战争深渊的几个历史事件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