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人民主权的革命思想已经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成为主流政治思想。不幸的是，中欧的两个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顽固地拒绝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披着宪法和议会的外衣继续维持独裁专制政府。其中作为主导性强国的普鲁士需要我们在这里重点讲述。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看到了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由首相俾斯麦通过其“铁血政策”首先成为德意志的领导者，随后又获得皇帝的尊荣。我们也曾看到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三位皇帝、年轻的威廉二世开始自己的统治后不久，便粗率地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开始其个人的乾纲独断。威廉二世的下述言论表露了普鲁士政府的本质及特点：“我是这里的唯一主宰；逆我者亡！”（这是年轻的威廉“赶走他的领航员”俾斯麦时发出的豪言。）“霍亨索伦王室从上帝手里接过王位，我们只对上帝负责。”“主之灵眷顾我，因为我是德意志人的皇帝。我就是万能上帝的工具、利剑和代理人。谁违背了我的意志，必将遭受痛苦和死亡。”
这也是君权神授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大革命前法国波旁王朝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傲慢与暴虐刺激了英国和法国革命的爆发。 这些言论代表的政府理想和思维方式都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之一——因为文明无法存在于半独裁和半民主之中——也使得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第3年的时候宣布美国加入战争，从而从根本上定义了这是一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较量，也宣布了美国参加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世界民主创造和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