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培育宗教改革种子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文主义者耕耘的（第528条）。其中，科利特、伊拉斯谟和莫尔作为新智识运动的推动者而拥有卓越的地位。
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是这一人文主义小团体的领导者。他的激情在意大利被点燃。科利特横穿阿尔卑斯山拜入希腊流亡学者的门下学习希腊语，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他回到英国时不仅带回了人们对古典学问不断增长的热爱，更让人们对宗教改革产生了狂热的激情，这种宗教改革的激情极有可能是由萨沃纳罗拉激动人心的口才所激发的。
荷兰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前往英国学习希腊语。在英格兰，伊拉斯谟与科利特和莫尔以及其他的古典文学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宣称自己在塞西亚会无比快乐。伊拉斯谟是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而彼特拉克则是南方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伊拉斯谟著名的讽刺作品《愚人颂》（Praise of Folly，1509），是对社会所有阶层愚昧者，尤其是对“占据圣职的邪恶之人”罪恶的鞭挞。不久之后（1516），伊拉斯谟发表了希腊文《圣经》的拉丁文译本。这些作品必定在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为北方诸民族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被科利特称为所有英格兰人中唯一的天才。所有人见过莫尔的人都会“为之倾倒”。作为《乌托邦》（Utopia）的作者，莫尔也许是伊拉斯谟之后北方人文主义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莫尔被卷入政治——更多是被迫，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我们将在亨利八世（第599条）统治时期相关的部分加以介绍。
没有比早期的牛津运动更能说明北方的人文主义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了。这里，人文主义学者就是改革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牛津改革者并非新教改革者。他们仍然信奉教皇至上论。他们确实希望改革罗马天主教，但绝不是为了摧毁它。他们并不想看到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统一遭到破坏。他们对天主教教义并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伊拉斯谟谴责路德的信条，莫尔更是作为天主教的殉道者而死，而非为了反对教皇至上论而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