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经验主义、好的诗歌和坏的诗歌
记住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更为仔细地看一下卡纳普1932年的文章《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他在其中选择了海德格尔1929年的讲座作为形而上学无意义的主要案例。卡纳普反对形而上学的理由，并不是说这样的陈述是假的，而是说它们完全没有意义。对卡纳普这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意义根植于证实原则，就是说，一个词或句子，只有当它原则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才是有意义的。但什么是证实的条件呢？它们是双重的：逻辑的和经验的。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自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以来，逻辑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它允许把所有的命题都还原为重言式或矛盾式。借用这个经典的例子：“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重言式，因为它的谓词（“没有结婚的男人”）是可以与主词（“单身汉”）相互替换的，或者说是包含在主词之中的。这样的陈述就是哲学家们称作的“分析判断”。这种判断仅仅凭借它们的形式就是真的，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存在之物，也就是关于事实的任何东西。重言式的对立面就是矛盾式，比如“所有的单身汉都是已婚的男人”，这从定义上看就是假的；它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所以，所有的逻辑命题都可以还原为重言式或矛盾式，它们或者必然为真，或者必然为假，但所有这些命题都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因而都是有意义的。另外唯一一个有意义的语词或句子的领域是关于经验真理的领域。早期维特根斯坦相信，一切经验呈现或复杂的事态都可以还原为反映了事实或“给予物”的简单命题。如果这些简单或者说是基本命题反映了事实，那么它们就是可以相对于事实加以证实的。我的命题“这是一棵兰花树”可以得到检验，只需要看一眼我面前的这棵美丽的巨大绿色植物就可以了。经验命题可以得到证实，因而是有意义的。
卡纳普1932年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形而上学陈述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无法得到证实的。例如，如果我说“焦虑揭示了作为人类的存在”，那么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会问，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吗？不能，因为它既不是重言式，也不是矛盾式。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吗？不能，因为“存在”并不是像兰花树一样特定的事实。因此，这个命题是无意义的。适用于这个命题的说法也适合所有的形而上学命题：如果它们得不到证实，那么它们就是无意义的，只能通过逻辑分析得到克服。
但是，人们会问，如果形而上学得到了克服，如果我们像休谟一样把包含了无法证实的陈述的所有著作都付之一炬，那么哲学还剩下什么作用呢？卡纳普坚信，剩下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他在1934年的论辩文章中说，“维也纳学派并不实践哲学”。但是，如果卡纳普是对的（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如果”），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已经被形而上学的问题困惑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都如此愚蠢了这么长的时间吗？在他文章最后蛊惑人心的几页中，卡纳普引用狄尔泰（Dilthey）的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感觉，生命感觉（Lebensgefühl）。在这方面，形而上学就像是艺术，它同样表达了对生活的感觉或态度。然而——这里就是关键所在——形而上学不如艺术，因为诗人或音乐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语词或意象具有理论上的或认识上的内容。因此，形而上学是糟糕的艺术，而形而上学主义者则是没有诗歌才能的诗人，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在卡纳普看来，最为奇怪的是，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思想家只有尼采，他的思想或者有一些经验内容，比如他对道德史的分析，或者并没有选择用理论形式去表达它们（比如海德格尔），而是用诗歌的形式。卡纳普显然想到的是尼采的《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这试图回答哲学上的虚无主义问题，但采用的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的、甚至是有些魔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