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现代主义和反动的现代主义
尼采之后，对虚无主义的这种关注分裂成了两种不同的反思现代世界危机的传统，可以表述为进步的现代主义和反动的现代主义。一方面，紧随黑格尔的激进继承者（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之后，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是与更为进步的德国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这在诸如韦伯和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明确表达。这个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中继续蓬勃发展。这种对待现代性的方法在当代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哈贝马斯，他意味深远地担当了法兰克福的哲学和社会学的领袖。这个传统在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后继者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t）的思想中继承下来，直至今日。在方法论上，这个传统的特征在于相信哲学与社会学的共存共荣。这就是说，哲学的范畴如果要获得效果，就需要社会学的中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需要有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以防滑入实证主义。在政治上，这个进步的现代主义传统则一直与各种左派思潮关系密切，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对现代性的更为保守的批判，这可以在诸如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卡尔·施米特和恩斯特·荣格等思想家那里看到。根据施本格勒的论述，西方世界是一种“老朽的文化”，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衰退，如同古罗马晚期的衰落一样。以衰退和崩溃这样的叙述方式表达的社会批判传统在哲学上的继续，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特别是在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的对技术的反思中。但同样，或许是出人意料地，我们也可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这种悲观主义文化批判的传统，他在《文化与价值》中表明，他受到了施本格勒的强烈影响。进步的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是基于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依存，而对反动的现代主义者来说，社会学则被谴责为表现了现代民主的衰落。于是，哲学的范畴就被直接运用到了社会分析中，由此就会产生多变的悲观主义的文化诊断。海德格尔在这里再一次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他只是把他关于作为存在之遗忘的形而上学历史的论题，扩展为一种文化批判，在这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由一个技术世界图景所控制的，而这个世界图景正是同一种遗忘的社会表现——海德格尔叹息道：“废墟在扩大。”反动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后果就是著名的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事件，在其中，他和其他人，例如施米特和荣格，虽然是很短暂地，看到了抛弃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可能的。毋庸赘言，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适合回应本章标题中所提出问题的方式。
我的观点是，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在方法论上也是南辕北辙，但反动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是对虚无主义问题的两种回应。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信，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事我所称的制造危机。这就是说，哲学是对现存的社会实践的批判，把它们看作是各种不自由的或不公正的实践，由此渴望达到个人的或集体的解放的目的。这些传统的不同，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不同，在于它们认为这种解放可能存在于何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