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虚无主义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必须置于俄国的语境之中，与我们在第二章中间接提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他称之为“彼得堡的虚无主义”。尼采从俄国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那里拾起了虚无主义的概念，他读的是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法文译本。顺便插一句，梅里美1845年的小说《卡门》也为比才（Bizet）1875年的同名歌剧提供了脚本，这正是尼采的最爱——在我看来，这是个极有争议的选择，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正是在尼采的手中，虚无主义得到了完整的哲学陈述和明确的表达。
俄国语境和德国语境的区别之处在于，在德国的语境中，虚无主义主要是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问题，而在俄国的语境中，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政治特性。这个过程大概是开始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i）试图“虚无化”传统的审美价值，认为艺术并不是表达了某个绝对的美的观念，而是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在俄国的语境中，虚无主义的问题是与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极有影响的小说《怎么办？》中有明确的表达。俄国虚无主义政治的完整历史必须包括米歇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并非巧合的是，列宁在1902年所写的描述其政党政治主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书，题目也是《怎么办？》。
在这种意义上，俄国的虚无主义表达了一种彻底怀疑论的、反审美的、功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观点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1862）中通过对虚无主义人物巴扎罗夫命运的描述受到了温和但却是毁灭性的自由主义批判。这里主要的戏剧性冲突在于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父亲们（尼古拉和巴威尔）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对欧洲的热爱，与儿子们（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激进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穆勒关于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边沁与柯尔律治之间冲突的俄国版本。在这部小说的中心一幕，面对作为暴力反抗力量的虚无主义的模糊暗示，巴扎罗夫冷笑道：
“我们的行为都建立在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基础上……现在，我们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抛弃——所以我们抛弃了。”“一切吗？”
“一切。”
“什么？不单是艺术、诗歌……还有……我担心说出它来……”
“一切。”巴扎罗夫以难以名状的沉着重复道。
自由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的戏剧性冲突被屠格涅夫以古典式的——虽然并非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强烈地、非理性地、单相思地爱上了奥金佐娃夫人之后（她既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巴扎罗夫返回家乡，像父亲一样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在相当于一种（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是符合逻辑的）自杀行为中，巴扎罗夫从一个受感染的农夫尸体那里传染了伤寒，在病榻上向奥金佐娃夫人表白了他的爱情。这样，虚无主义就通过爱的力量而得到了克服，而小说的结尾则是一种基督徒的观点，即“永久的和谐与无止境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