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与解放
继续有关历史的问题，我想说，大多数欧陆传统的哲学家都会拒绝承认大多数分析传统中使用的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区分是有效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关注后康德的传统对欧陆哲学如此重要，因为，除了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这个显著的例外以及后来的卢梭，历史问题正是在这里变成了哈曼、赫尔德的思想以及黑格尔的大部分思想中的哲学核心。我们可以说，欧陆传统的成果就是，它让我们关注到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的根本历史性质，以及从事该实践的哲学家的根本历史性质。这就是对通常所谓的“历史性”的洞见。
这种对历史性的洞见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深层哲学问题不再能够合法地与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话题——即上帝、自由和不朽——相关联，这些话题在康德看来尽管在道德上合乎情理，却毫无认知意义。相反，认识到哲学（和哲学家）的根本历史性质，就意味着两件事情：
1人类主体的彻底有限性，即没有什么在人类经验之外的类似上帝的立场或参照点，我们的经验可以由此得到描绘和判断；或者说，即便有的话，我们对此也会一无所知。
2人类经验的完全偶然的或被创造出来的特征。这就是说，人类的经验完全是人类的，是由我们塑造和再塑造的，而这种创造的环境确定无疑地是偶然的。
一旦人类已然被定位为一种有限的主体，存在于一种完全偶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网络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欧陆传统中许多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即要求事情是另外的样子。如果人类的经验是偶然的创造物，那么它就可以重新创造成其他的样子。这就要求对于能够应对、批评并最终弥补现实的哲学、艺术、诗歌或思想进行转变。这一需求贯穿了许多欧陆思想，并继续启发着像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这个需求就是，人类从自身目前的境况中解放自己，这种境况经不起自由的检验。正如卢梭所言——这曾经是18世纪末年轻的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战斗宣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批判和解放就是这同一条线索的两个终端。
我所知道的对批判与解放之间联系的最富戏剧性的表述，以一种奇妙的原始形式存在于一段简短的文本中，它写在一张单页纸的两面，日期大概是1796年的夏天：即所谓的“德国唯心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参见）。文献学研究表明，这一文本，虽然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更为接近青年谢林，在一定程度上也接近于伟大的德国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雷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H?lderlin）。的确，早些年间，这三位曾在德国南部的蒂宾根神学研讨班上共同学习过。谢林接下来将会于1798年在23岁的豆蔻年华受聘为耶拿的教授。“体系–纲领”有一段奇特的故事。虽然它的存在为黑格尔未刊著作的编辑福斯特和伯曼所知，但它并未被收进1834—1835年出版的黑格尔著作杂集之中，这或许是因为这个文本与成熟黑格尔更为保守的观点并不协调。“体系–纲领”是1913年柏林拍卖会上出示的黑格尔文本中的最后一份，当时由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购买收藏。这份文本的首次出版和注释是在1917年，它吸引了伟大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的注意，他给该文本起了这个如今非常著名的名称，并发起了哲学界对它的广泛讨论，这使得“体系–纲领”得以扬名。
这段文本简洁地明确了后康德思想的一些主题。这里是它提出的8个关键的讨论点，此外还有其他的讨论点。
1（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认为康德之后哲学上需要的东西是批判体系的二元论的调和，伴之以浪漫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正是这种调和的工具。艺术作品提供了关于自由的赏心悦目的形象，把自然领域和理性领域带入了和谐之中。
2认为为了创造这件艺术作品，哲学家必须成为诗人，拥有相同的审美能力。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就分开的哲学与诗歌必须成为一体。
3哲学与诗歌在艺术作品中的统一是出于对理性神话的需求，这会使诗人变得理性，而使哲学家变得感性。这样，“永恒的统一就会降临到我们之间”。这里的观点是，为了在社会上变得有效，理性的观念就需要变得具体。因此，避免把康德的理性观念变成形式主义的方式，就是用神话的形式把理性具体化。这在该文本中也被称为“一种感性的宗教”。
4于是，理性的神话就具有了我们可以称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批判的也是解放的。
5它是批判的，因为要获得自由，我们就必须破坏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障碍，在该文本中这种障碍指的是国家机器，它把自由人当作机器对待。因此，按照启示录的说法，“它必须予以终结。”对国家的破坏也意味着消除国家宗教，这种宗教的特点是“轻蔑的眼神”，而自由人则“在智者和牧师面前”颤抖。
6它是解放的，因为理性神话的目标是获得基于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组织：“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期望一切力量的相同发展。”
7所以，正是通过理性神话形式的艺术创造力，我们才能够展示政治上得到改变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揭示了我们可以称作的早期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中的“卢梭主义”，它试图确立新的道德社会模式，这包括自由以及所有男女之间的平等。特别是对英国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来说，在这就意味着一种基于友谊的社会，一切朋友都将是自由平等的。
8所以，在这个曾一度被遗忘的、奇妙的纯真乌托邦式片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形而上学批判的灵感，这与1789年法国革命的解放精神不谋而合，变成了一个美学宣言，即“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是兄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乔治·卢卡奇曾谈到耶拿的浪漫主义：“它是在奔腾的火山上跳舞，它是绚丽多彩而不切实际的梦想。”的确，它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依然是绚丽多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