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和语境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是另一位这样的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他坚持不懈地反对他人将自己的思想归结为分析的或欧陆的思想方式。然而，与罗蒂不同的是，卡维尔将这两个传统归根于在哲学上被忽略了的美国先验论传统，这种传统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思想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卡维尔在他的杰作《理性的主张》（1979）开篇写道：“我一直希望不是把哲学理解为一组问题，而是一组文本。”然而，我认为这过分强调了这一点。我宁愿认为，构成当代欧陆哲学的各种思想传统，组成了一种确定的但不断重新配置的文本整合（constellation of texts），一种文本的星团（a sort of star-cluster of texts），某些会时而明亮耀眼，时而暗淡无光，这时我们的注意力又会为其他的星光所吸引。某些文本会膨胀壮大，如同红巨星一样吸入了该领域中的其他一切事物，而其他的文本则像黑洞一样萎缩，无法放射出一点光芒。众所周知，夜空呈现的方式是由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决定的，而某些文本发光的强度则取决于观察它们的语境以及其他偶然因素，比如整个社会的思想堕落程度。
若用一种更为平淡的意象来表述，欧陆传统的文本构成了一种哲学问题的记录档案，这与它们的语境以及我们自己的语境都有着明显的关联，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我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利用这个档案中的不同资源，这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和想要考虑的问题的性质。但这个档案中许多文本的特征则是——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具有强烈的历史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它们无法完全脱离它们的语境或我们的语境而得到解读。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采取的正是这种历史的方法，我寻求的是重新建构那个时代德语世界的文本历史和语境历史，以及在英语世界得到接受的条件，以确立后康德时代的哲学问题意识。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相当成功地使哲学史得到很好的解读，人们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意味着，系统的哲学论证无法完全脱离它在历史中出现的文本条件和语境条件。
让我就此给出四个最近的例子：
120世纪80年代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兴趣，特别是关于崇高的概念的讨论，既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所引发问题的原因，也是这场争论的结果。这样，关于现代性究竟是结束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立场）还是尚未完成（哈贝马斯的立场），这种常常近于尖刻的讨论，最后表明就是如何解读康德的问题，以及在某人的解读中强调什么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这场争论已经烟消云散，而讨论则还在继续。
2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念哲学本科的时候，谢林这个名字我们要么没听说过，要么只是在黑格尔早期批判他的著作中听到。而最近对谢林的兴趣日趋增长，则来自于英美哲学家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接受中所意识到的哲学问题。显然，诸如德里达这样的思想家的论证形式与谢林的论证形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么，“解构”就不再像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是非常先锋的了。
3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如今普遍被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法国完全遭到了忽视。目前关于列维纳斯的大量研究似乎是1986—1987年冬天“海德格尔事件”的直接后果，当时，海德格尔蒙羞卷入纳粹的事件已经得以揭露。所以，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缺乏伦理的和政治的远见以及认为是由海德格尔启发了的思想，最为著名的是德里达的解构，因此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产生了对列维纳斯的兴趣。
4除了查尔斯·泰勒所做的显著的开创性工作之外，黑格尔在英美哲学的标准中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目前对黑格尔思想的兴趣复苏，是源于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等人关于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争论，以及寻找调和自然与自由或理性的方式的需求。
还可以给出一些此类的其他例子，欧陆传统充当了大型的文本档案，储存了特定语境下的哲学问题。一个真正的当代哲学问题就会使我们回想来自这个档案中的一个文本和一系列概念。我们在哲学上前进的方法就是以新的方式回溯过去。
换言之，就欧陆传统而言，哲学问题并不是从天空中凭空坠落，不能被看作是某个非历史的永恒哲学幻想中的要素。对这个传统中的某个古典哲学文本的解读，并不会太多地采取学院派对话的形式，就像是与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人见面一样，这个陌生人的语言我们才刚刚开始费劲地理解。我记得，非常尴尬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后不久，我曾提交了一篇论文给一个英国主流大学的哲学家们。在饭桌上，我竭力长长地阐述了主题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直到笛卡尔以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意义变化，席间有人问我，“我为什么不能像是和笛卡尔在一起吃饭一样去解读笛卡尔呢，就像是我正在和你吃饭一样？”我回答道，笛卡尔在350年前就去世了，他亲眼目睹了30年战争带来的彻底骚乱，用拉丁文和法文写作，并且运用了特殊的文学风格，比如自传体论文（《方法论》）和精神上的修炼（《第一哲学沉思》）。因而，我推论说，我们无法只是通过解读这些因素就简单地决定他的论证究竟是否有效。不用说，我并没有使我的对话者和饭桌上的其他客人感到信服，但这一场景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表明了哲学方法上的差异。
这就是说，哲学问题在文本上和语境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同时也被拉开了距离。正是这种具体体现与距离感的结合，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表面上并不重要的翻译、语言、阅读、文本接受、解释和对历史的阐释等问题在欧陆传统中具有了重要的核心意义。当然，这也常常使人面对令人困惑的指责，说我们是在做“文学”，而不是在做“哲学”。仿佛哲学家的命题与经验之间有一种直接透明的关系，一种效仿塞拉斯称之为“给与物的神话”的愿望，也就是说，认为哲学知识是直截了当地、不证自明地依赖于我们直接感知的对象，或者是“心灵直接得到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