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有趣案例-解读欧陆哲学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有趣案例

英国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关系的思想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追溯到出现了用本国语言（比如法语和英语）而不是用拉丁语书写哲学的时候。这里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蒙田（Montaigne）1580年用法语出版了《散文集》，培根1605年用英文出版了《学术的推进》。但可以解释我们所界定的“欧陆哲学”出现的关键因素，我相信则是开始于很晚以后，即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接受了康德、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的那些年。这里的关键人物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以及他对德国唯心论和浪漫主义深有影响的、可以算作是具有个人特色且不合常规的理解。在这方面最有吸引力的是穆勒于1832年和1840年发表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关于边沁的两篇长文。在论及德国对柯尔律治的影响时，穆勒谈到“欧陆哲学家”和“欧陆哲学”。他也谈到“德国的柯尔律治理论”和“法国哲学”。早在论柯尔律治的文章中，穆勒就写道：

谁能掌握这些前提并把这两个人［柯尔律治和边沁］的方法结合起来，谁就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整个英国哲学。柯尔律治曾说过，每个人都生为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每个英国人都是潜在的边沁主义者或者是柯尔律治主义者；他们对人类事务的观点，是只有根据边沁的原则或者柯尔律治的原则才能证明为真的观点。

这里的有趣思想是，边沁和柯尔律治的结合就使人们看到了这个时代英国哲学的全貌。而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因此就被赋予了两个问题：穆勒认为，边沁对古代的理论或众所周知的看法都是质疑：“它是真的吗？”而柯尔律治询问的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欧陆哲学”关心的是意义，而与之相反的边沁主义则关心真理。用我开篇的概要模式来说，如果边沁关心的是知识问题，那么，柯尔律治关心的就是智慧。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对穆勒在这里所说的话作一番心理分析，因为在1826至1827年的冬天，他经历了一场严峻的“心理危机”。穆勒像许多年轻人那样自问道，如果他一生中的所有目标都得以实现，他是否会感到幸福；他不得不回答说，他不会幸福。穆勒出色的实利主义教育给他带来的是知识，但智慧，或者确切地说是幸福，却并不够用。穆勒通过阅读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己的沮丧情绪，他写道，“从它们［诗歌］那里，我似乎学到了什么是幸福的永恒源泉。”用穆勒的话说，他知道了“我不是一根木头或一块石头”，他最后不同意边沁的这个判断，即“诗歌不过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穆勒确信它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并沉浸于阅读柯尔律治主义者及其德国前辈的著作，比如被穆勒推崇为“多面手”的歌德以及人文主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询问穆勒，他是否完全改变了对一切事情的看法，穆勒回答道，“我相信眼镜，”暗指他一直被教导所要遵循的逻辑，但又补充说，“但我认为眼睛也是必要的。”

回到穆勒的两篇文章，边沁是伟大的“颠覆者”，或者“用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说，是他那个时代和他的国家的伟大的批判思想家”。这种颠覆性的批判所使用的是逻辑分析和经验感觉的方法，寻求的是“实践事务”的真理。在穆勒看来，边沁是休谟的怀疑论在实践方面的延伸，特别是在法律和政府领域的运用。凭借他的聪明才智，边沁以社会改良主义的精神运用了这些批判才能，推进了公众福祉。另一方面，柯尔律治并不关心寻求关于万物的真理，而是关心寻求它们的意义。这样，他的方法就不是去解构已经认可的学说和传统，而是提出对这些学说和传统的意义进行阐释学重建。用现代术语来说，考虑到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富有影响力的思想，我们会把这叫做一种处理问题的“语境主义”方法。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某个实践活动、事件或者是文本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重构它在历史上的出现，把它放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脉络之中。在这种意义上，或许令人惊奇的是，“柯尔律治式的欧陆哲学”正是传统上的保守主义，是社会变革的最大敌人，而边沁则是对传统进行解构，因而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朋友。人们通常以相反的方式来理解对传统或趋势的区分，即分析哲学被看作是保守的，是在那种有着皮质镶边椅的上层休息室里的乏味闲聊，而欧陆哲学则与之相反，是时髦独特的、有着街头智慧的、身着皮上衣的。有趣的是，我们会有机会看到卡纳普与海德格尔冲突中类似的政治分野，前一位是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而后一位，在最极端的时候，则是保守的反动分子。

我们可以从穆勒的论述中概括出其中一些对立：

这样看来，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别就不是不同地方的地理上的差别，比如英国与欧陆的差别，而是一种所谓的“英国人的哲学心灵”内在的差异。换句话说，这是某一种文化天生具有的差异，这种文化由此就内在地进行了分割，被完全宗派化了。穆勒比较了哲学的冲突与宗教的偏狭，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一点。

英国的哲学精神如同宗教精神一样，从根源上仍然是宗派的。保守的思想家与自由主义者，先验论者与霍布斯（Hobbes）、洛克的追随者，互相把对方看作超出了哲学讨论的界限，把对方的思考看作受到了原罪的污染，这使得他们的所有研究，除了出于攻击的目的之外，即便并非是恶意的，也都是毫无用处的。

虽然这写于150多年前，但却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哲学家看待处在把他们分割开来的海峡——或者院系走廊——对面的专业对手的方式。专业的哲学冒险，就像宗教冲突一样，具有了派性，人们只是为了准备攻击敌人才去研究对方。但我们还是不要过分纠缠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细节。

那么，应当做什么呢？穆勒提出了以下有趣的建议。

因为，在那些长期为欧陆哲学家所认可、但却几乎没有英国人得到过的真理之中，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抗性的思维方式，虽然目前的表现方式是不尽完善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对思考的双方都是必要的，就像是政治制度中的相互监督权力。的确，对这种必要性的清晰看法是哲学宽容的唯一理性的或持久的基喘…

穆勒继续补充道，哲学事务中的最大危险，

与其说是在真理中包含了错误，倒不如说是把部分真理当成了全部。可以有理由认为，在社会哲学的几乎每个主要争论中，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争论双方对于他们肯定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对于他们所否定的东西却多有偏颇；如果任何一方都能够在自己的观点之外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那么也就不会再需要什么去使自己的观点保持正确了。

可以说，这段话给了我们不少启示。首先，“欧陆哲学”所共同遵循的一个真理就是对抗性思维方式的必要。就是说，真理并不在于整体中的某个部分，而是要通过反思这样一个整体才能获得。尽管穆勒并没有提及黑格尔，但这正是黑格尔的思想，接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写道，“真理是整体”，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要获得哲学事务中的真正智慧和知识（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的知”），那么就必须将构成哲学的历史和现实的浩瀚无边的命题和观点，视为每一个都表达了一粒真理。从一堆稻谷中拿起一粟，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了人们原本可以从整堆谷粒中烤制出的那个味道浓郁的面包。

穆勒比较了对这种对抗论或辩证法与监督和制衡的需求，后者是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度的精华所在。一种存在竞争党派的政治制度，其合理性就在于，反对党的责任就是要不断地考察执政党的政策和立法，如果角色掉转也是如此，它们必须这样做。那么，根据穆勒的乐观看法，哲学上的错误就是将部分真理当成了整体，或者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担心出错压过了对真理的渴望。在这种意义上，这并不是要决定边沁和柯尔律治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把这两种哲学倾向看作共同表达了更大的真理，就是说，人类关注的是真理与智慧这两个问题，他们既需要赖以观察的眼镜，也需要看待事物的眼睛。哲学既需要批判的和逻辑的解构，也需要耐心的阐释学重建。这样，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就是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两个部分，哲学事务的真理并不是通过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得到的，而是像穆勒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观点之外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