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残留的陈规
然而，在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区分放到一边之前，至少应尝试一下去诊断和祛除某些残留的文化陈规。哲学的专业固守范围会继续存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探讨一些选择的例子，找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以讽刺挖苦的口吻熟练地概括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区别的模式化的表达：“精确性、概念的清晰和系统上的严谨，这些就是分析哲学的特性，而欧陆哲学家则沉溺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文化阐释学，或者是依赖于人们的同情，沉溺于胡思乱想、平庸乏味。”我担心，这种成见会因为新闻界的争论和某些糊涂的专业哲学家的评论而进一步加深。作为后一种情况的例子，人们只需想想1992年剑桥的德里达事件就够了，剑桥大学某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反对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在反对派输掉了投票表决的第二天，一份有分量的英国报纸刊出了大标题“认知的虚无主义袭击了英国城市”。
1960年在法国举行的一个关于分析哲学的研讨会上，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论文发言之后进行的过激而臭名昭著的讨论中，分隔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的鸿沟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述。当时，梅洛–庞蒂申辩说：“我们的纲领不是一样吗？”对此赖尔回应道：“我希望不是。”正是这个“我希望不是”，这个面对欧陆明显异国情调的坚定的“不是”，恰好揭示了一种在哲学中应当没有地位的意识形态偏见。这就是撒切尔夫人在拒绝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的欧盟计划时说的“不！不！不１而这成为她1990年政治生涯衰落的起因。这里的悖论是，年轻的赖尔是作为现象学的提倡者开始他的哲学生涯的，他1930年发表在《心智》杂志上的处女作就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引人注目的全面评论，而他30年代在牛津的讲座对波尔查诺、布伦坦诺、弗雷格、迈农（Meinong）和胡塞尔进行了广泛论述。达米特低调地说：“极其遗憾的是，他关于那些作者的了解几乎都没有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同样，在我看来，他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也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还是有关梅洛–庞蒂，艾耶尔（A. J. Ayer）在他的自传中用以下回忆雄辩地证明了分隔分析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的这个鸿沟：
人们或许会希望，梅洛–庞蒂和我应当找到共同的讨论基矗我们的确在一些场合中尝试过，但这种努力没有进行多久我们便开始就某些双方均不愿让步的原则问题争吵起来。由于这些争论往往会变得尖刻，我们心照不宣地把它们搁置一下，只进行单纯意义上的社交，这仍然会使我们有足够的话题进行谈论。
这听上去有点像是达米特说过的那种隔着鸿沟喊叫。另一个也涉及到艾耶尔的例子更为有趣，甚至多少有些不大可能。这涉及到艾耶尔与最为极端的欧陆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之间的会面，巴塔耶是一位反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反神学者、色情主义者。他们于1951年在巴黎一个酒吧相会，在场的还有梅洛–庞蒂。显然，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而讨论的主题则非常简单：在人类存在之前太阳存在吗？艾耶尔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而巴塔耶则认为这整个命题毫无意义。对于一个接受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家来说，比如像艾耶尔，说类似太阳这样的物理对象先于人类的进化存在，这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对现象学更为通晓的巴塔耶而言，物理对象一定是从人类主体的立场得到感知才能说是存在的。假如在这个命题所假定的时间没有人类存在，那么说太阳先于人类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巴塔耶得出结论说：
我应当说，昨天的对话产生了令人震惊的结果。法国哲学家与英国哲学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渊，这是我们在法国哲学家与德国哲学家之间没有看到的。
作为揭示了欧陆哲学仍旧面对的这种挥之不去的成见的例子，我们可以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一下安东尼·奎因顿爵士（Lord Anthony Quinton）晚至1995年发表在《牛津哲学指南》上关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两篇文章。奎因顿关于分析哲学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它过于简单而无法用于说明这个领域战后的发展情况。他在结论中提到了分析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们秉承分析的精神思考和写作，尊重科学，将其看作合理信念的典范，符合分析精神的严谨论证、清晰性和坚定的客观性。”然而，同样是这种坚定的客观性并没有出现在奎因顿关于欧陆哲学的相应文章中。文章一开始，十分合情合理地，奎因顿适时指出，在英国，欧陆哲学的流行含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新附加上的。他还对作为拉丁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显著特征的哲学研究的统一作了有价值的评论。那是英国哲学家与欧陆哲学家之间一场令人欣赏的、毫无争议的对话，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洛克阅读的是笛卡尔、伽桑狄（Gassendi）和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著作，休谟读的是培尔（Bayle），并对卢梭有所了解，穆勒研究的是孔德（Comte），如此等等。到此为止，没有发生什么分歧。然而，奎因顿接着说，“实际上在这两个哲学世界之间并没有可以觉察到的融合，”而且，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当然是无意的），他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都给出了相当令人震惊的概括：第一个遭到了摒弃，（但却没有恰当地涉及现象学），因为它依赖于“戏剧性的、甚至有些夸张的说法，而不是持续的理性论证”；第二个被说成是“到福柯时推到了高潮，而在德里达那里超越了自身，在外围思想空间中得到了呼应”；第三个则是以下面的话令人困惑地匆匆了结：“批判理论家们明显的政治意图打消了号称保持中立的分析哲学家们一方的任何兴趣。”如果这些评论可以说是展现了对中立的坚持，更不用提以上所说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坚定的客观性这些优点，那么，完全可以认为奎因顿的信念是有道理的，即在这两个哲学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融合。毋庸赘言，这种评论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在思想上也是狭隘的，其作用只会使这种有害的文化成见永远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