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哈曼
——纯粹理性批判和对这种纯粹性元批判的需求
让我来重新构建后康德哲学的某些背景，以期更为详细地解释我们如何从康德走向德国唯心论。德国启蒙运动（the Aufkl?rung）的整个计划建基于理性的最高权威，但却遭遇了一种内部的瓦解。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理性的最高权威在于主张，理性可以批判我们的所有信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写道：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信念都必须接受批判。神圣的宗教和威严的国家都无法免除这种审判而不引起对它们自身的怀疑。
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就是说，如果理性可以批判一切事物，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批判自身。因此，如果这种批判的确有效，这里就一定有一种对批判的元批判。这正是康德的早期批评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也是康德在哥尼斯贝格的同胞，约翰·乔治·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的观点，他发明了“元批判”（Metakritik）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德国哲学中的常用词。如果康德代表了并试图捍卫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那么，哈曼则代表了与启蒙运动相反的声音，这种观点将在名为“狂飚突进”（Sturm und Drang）的美学和文化运动以及早期的德国启蒙运动之中蓬勃发展。哈曼在1758年一次失败的伦敦商务之旅期间经历了某种有趣的同性恋体验，之后戏剧性地转向了宗教。康德受雇于哈曼在里加的先前雇主，把这位重生的宗教迷带回理性之路，关于哈曼与康德之后这段关系的描述，则是历史小说的最佳素材。
但这里我跑题了。哈曼在1784年的《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中批评了康德的形式主义，即他对知识的形式特征的过高评价，以及相信理性可以与经验相分离，先验的东西可以与后验的东西相分离。哈曼的批评预示了他的朋友，也是他长期的邻居弗雷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以及黑格尔的批评，并形成了下面这一观点：即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可分解为一系列恶的二元论（形式与内容、感觉与知性、理性与经验、自然与自由、纯粹之物与实践之物等等），而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完全是抽象责任的空洞的形式主义。在哈曼看来，理性与经验，或者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依赖于语言，它当然是两者的混合；这是对之后哲学发展，即向语言学方面的转向的另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你如何能够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区分概念和直觉呢？他写道：“不仅是整个思维能力依赖于语言……而且语言也是处于对于其自身理性的误解之中。”
所以，如果理性一定要批判一切事物，也就一定有一种对理性的元批判。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这种元批判变成一种激进彻底的怀疑论呢？正如弗雷德里克·贝瑟尔（Frederick Beiser）所说，“噩梦出现了：对理性的自我批判以虚无主义——即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告终。这种恐惧就是启蒙运动的危机的主要内容。”我下面将尝试阐明，正是虚无主义概念使得人们可以区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这个问题就是18世纪末德国的两个重要冲突——泛神论的冲突和无神论的冲突——的核心，而雅可比则处于两者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