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语言
英美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偏离经验、理念和思想体系，而转向分析概念和日常语言，这通常被看作是把所谓的“分析”哲学家与他们的“大陆”同僚们区分开来的变化。事实上，存在主义哲学有它自己的语言学转向，在法国方面，这种转向受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51）去世后出版的著作的启发要大于伯特兰·罗素（1872—1970）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德国方面，这种向语言的转向甚至更为明显。
以后期的海德格尔为例。虽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无所知，但海德格尔在提到语言时，把它看作是存在之家，并使用“语文学”论证来打破我们语言的日常用法，以揭示出直至那时还被遮蔽的存在。这也是他在早期的“存在主义”著述中的做法。他把“生存”这个词（德语的Existenz）分解为拉丁文的ex（意味着“出口”中的“出去”）和动词sistere（站立），使得“生存”（to exist）能被看成是从人群中、从日常状态中、甚至从我们自身（按照萨特的解释）中“凸显”。想想萨特的论断：我们“不只”是我们自身，我们的意识总是超越目前和当下而趋向未来和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从时间上来看，“生存”指尚未完成和作为可能性的未来。按此分析，这个术语让我们注意到时间镜域，这是传统上永恒的存在得以被理解的基矗海德格尔对古典希腊语所作的某些“语法分析”通常牵强附会，有悖于古典语文学家通常的解读。但这些语法分析却在他设法重新找出对存在的一种原初意识的情境中非常有意义，在他看来，这种存在已被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遮掩和遗忘。提及海德格尔这种研究方式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海德格尔极其看重的语言，这种语言要比英语世界中的哲学家们的语言更加重要。不过，他并不想把存在之家与其栖居者混淆，无论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多相关。语言也许是存在之家，我们也许是它的守护者，但不是它的囚徒。
在梅洛-庞蒂那里，也是如此，尤其在他早期对语言所作的现象学探讨中。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表达、一种姿势形式。他把胡塞尔归之于意识的意向性归之于我们体验的身体。体验这个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包含了我们肉体生存的视角。他强调，语言本身最终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但随着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现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他对语言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
在考察这个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反思一下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本质以及为什么这种对语言的理解方式与存在主义的理解方式截然相反。有争议的是自由的、负责任的个体的作用，这种个体是存在主义思想的标志。简言之，结构主义并不太重视这种个体。顾名思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研究的是语言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语言的内容。类似于站在人体前的X光技师，结构主义者设法揭示出语言的基本构造，而不是语言“有血有肉”的实际用途。结构主义者把语言看作符号的系统排列，这些符号既使交流成为可能，同时又限制了交流，很像人体骨骼，既使我们的行动成为可能，又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方式。但不同于X光线下的骨骼，语言学符号以一种“差异”方式运作，即它们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相同系统或语言中与其他符号的差异。真正说来，人们并不学习语词，而是学习语言。如果不暗示属于某种自然语言，像英语或斯瓦希里语“语词”甚至不被看作是一个词，而纯粹是一种声音。
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语言符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语词那样给客观事物“命名”，而是在一组符号的成员之间作出区分。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论证的要点是，意义是纯粹的语言学符号，而不是如同现象学家和普通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是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人们能以科学的方式把关注点集中在沟通的结构和密码上，而不陷入个体有意识的言谈行为的日常模糊性之中。但这种对抽象性和科学性的追求却放弃了生存的、能赋予意义的个体。事实上，结构主义者贬低了构成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方法核心的意识的作用。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梅洛-庞蒂修正了他早期把语言看作表达这样一种基于意识的理解方式，而赞同一种结构主义所采用的更为形式主义的和有差别的理解方式。他现在宣称，语言“是差别体系，个体通过这个体系来阐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换言之，语言不再像胡塞尔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被本质还原所直观把握到的意义表达。相反，语言纯粹是基于一个“语言”系统中符号之间的相对差异的语言学现象。
但梅洛-庞蒂仍坚决支持个体自由和责任这些存在主义的价值观，拒绝完全接受结构主义论点：是语言在“讲”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讲语言。他区分了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存在（这是他所否定的）和由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存在（这是他所愿意承认的）。这种区分使存在主义价值观能在结构性力量下得以保全。他的观点类似于英美哲学中所谓的“言语行为理论家们”的观点，这些理论家区分了行为和行动，前者是被引起的，是不自由的，而后者有其原因并且适合于讨论其自由和责任。和萨特一样，梅洛-庞蒂对用来解释和引导我们生活意义的社会历史维度越来越敏感，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则倾向于忽视生存和历史，而强调非历史的结构。梅洛-庞蒂把这个特征看作是“知识的历史性”。萨特后来也同意，我们必须学会相对灵活地对现象进行组织和分类。梅洛-庞蒂早已把现象学“意义”解读成被置于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如果说这个观点没有向胡塞尔试图避免的相对主义屈服，那也表示了一种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的认同，这种历史把结构与实践、语言与言语行为置于创造性张力之中。
支撑这个张力的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制度”：
“我们把制度这个概念理解成那些赋予经验以持久性维度的事件，其他经验的整个系列都与这个经验相关而获得其意义，从而形成一个可理解的系列或一段历史，或者那些在我身上积淀了某种意义的事件，并不仅仅作为残留和剩余，而是作为后续的要求，未来的必然性。”
换言之，制度是一组事件，这组事件“构造”了我的经验，而经验又转而修正和改造了这组事件。梅洛-庞蒂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亲属结构是一组封闭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但制度并非如此，作为结构的制度是“多样的、复杂的概然性”的图表，“总是与局部情势相关”，并由此向“经验的历险”敞开。这就是存在主义对结构主义论述的改写和贡献。
萨特承认，自己并未发展出一种语言哲学，但他强调，语言哲学的某些要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对萨特来说，语言是表述的一个现象，超越语词而拓展到非语言表达的符号和姿势。和梅洛-庞蒂一样，萨特认为，语言问题恰恰与身体问题一样：我既不能听见我自己讲话，也不能看见我自己微笑。
从存在论上讲，在《存在与虚无》中，语言属于“为他人而在”的范畴，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语言则属于“实践-惰性”的领域。但在这两种情形中，萨特都把从一般语言向法语、德语这样的自然语言，接着向方言和俚语，最终向个体言语的转变看作是从抽象到日益具体的转变。处于境遇中的个体的言语行为是最具体的语言现象。在这方面，语言是用来占用世界的一项基本技术，而不是像后结构主义者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构造世界的手段。这表现了萨特的观点，即“自由是语言法则唯一可能的基幢。结构主义者们会断然否认这种看法。换言之，我们的自由和责任拓展到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并进而延伸到我们凭借这些选择加以维持的每一个语言系统（例如，种族主义和主张性别歧视的称谓）。这种理解对我们的表达和沟通这样的具体行为所具有的不言明的道德意义特别敏感，从这点上来说，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对语言的理解。但存在主义大大限制了语言所具有的创造意义的力量，妨碍了所谓的“语言学唯心论”的论断，即否认有外在于和独立于语言的现实，我们对语词的使用被假定为基于这种语言之上。
但这种抽象-具体关系却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58）中被历史化了。现在，实践（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人类活动）已取代了自为的存在或意识，而实践-惰性（积淀的先前的实践，它既限制又促进了当下的实践，就像自然语言既限制又促进了言语行为那样）已发挥了《存在与虚无》中所说的自在的存在或非意识的功能。不同于自在的存在，实践-惰性是反终结性的场所，是我们实际的决定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例如，砍伐树木以增加耕地的做法可能会因引发洪水而产生相反的效果。萨特以此为例来说明实践-惰性的一种功能，即我们先前的实践反过来损害我们当下的筹划。和以前一样，语言与特殊言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抽象对具体的关系。但作为实践-惰性的语言的客观可能性和反终结性却大大明确了在萨特早期立场中有关抽象/具体的相当模糊的对比。就语言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实施了结构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所说的一种“结构因果性”而言，语言的力量就愈加显得重要。实际上，凭借其实践-惰性这个概念，萨特认识到了梅洛-庞蒂所解释的索绪尔语言学的有效性，而同时继续强调在理解语言学现象时个体实践所具有的存在主义首要性。
简要考察存在主义对语言的探讨方式就是要表明，在多大程度上生活经验（德语的Erlebnis）或萨特所说的生活体验，而非语言，才构成了他们讨论的基矗语言是重要的，这一点主要是就语言在一种交互的但通常受束缚的关系中去表达或形成经验而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囿于“语言牢笼”这样的威胁对欧洲大陆和英语世界的许多语言唯心论者们来说是一大问题。对存在主义者来说几乎不成问题，这是因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意识总是早已“在世中”了。甚至在存在主义者的注意力从意识扩展到生活体验时，正是语言的体验和体验的语言，而非语言本身，才是他们所真正感兴趣的。尽管他们早期对语言的理解主要是工具主义式的，如同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依据各自的介入能力而在诗歌与散文之间作出的不恰当区分所表示的那样，但梅洛-庞蒂的著作显示，在他去世之际他已超越了某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而趋向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也修正了自己的早期论点，把语言学结构和其他结构纳入实践-惰性这个概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