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关系中的个体：社会存在主义
很难说存在主义者是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在萨特谈论“介入”之前很久，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就力图解决他们时代的社会弊病，并且至少在克尔凯郭尔的情形中，这些社会弊病能在局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被发现。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社会大动荡，所谓的“最优秀的”存在主义者遵从查拉图斯特拉的建议，把必然的卷入转变成了一种生存的选择。正如萨特富有争议性地说到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值得参加的战争”，“我们从未像在占领时期那样自由”。他们的“选择”覆盖了这样一个范围：从海德格尔的不幸陷于政治世界到加缪冒死参与抵抗运动。
但如果存在主义运动认可并考虑到了“情势的力量”，那么，它是以为个体自由和责任在社会领域中保留一席之地这样的方式做到这点的。在其《探寻方法》中，萨特提出了存在论的基本观点：只存在个体及个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将继续阐明他对下述问题的理解，即社会团体和制度如何能优于其个体成员的本质而不消解后者的自由和责任。这种自由和责任，在群体活动中被加强，在制度惰性中却被破坏，但从未被完全摧毁。
当梅洛-庞蒂把萨特的人道主义符咒拓展到社会领域时，就已经捕捉到在社会领域中存在主义立场的现实乐观性：
人类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或说是未完成的体系，以矛盾威胁人类世界的彻底偶然性也同样能把人类世界从无序的不可避免性中解救出来，并使我们不对它感到绝望，只要人们记得人类世界的各种机构实际上都是人，它们总是设法维护和拓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