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伏娃与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存在主义简论

西蒙·德·波伏娃与存在主义的女权主义

在出版其开创性著作《第二性》（1949）时，西蒙·德·波伏娃就已出名。在这之前她撰写了包括“模糊性伦理学”在内的一些文章，几部小说和一个剧本，同时她还是《现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但这部两卷本的《第二性》才是她的主要成就。在随后人们所说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这部著作也许仍是唯一最重要的哲学文本。

这部著作的哲学前提就是存在主义的论点，即认为人类是“在境遇中”生存，这个境遇从根本上说是模糊不定的。但我们已看到，她先于萨特详细阐明了我们境遇的社会维度。《第二性》通过强调性别及其社会构造所起的作用，详细阐述了“境遇”这个概念。在她写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而成的”。实际上，性并不是性别。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性别则是一种社会建构。她的大部分研究都在探讨“妇女”在历史上如何被建构以及“父权”社会中女性被分派的次要角色。她的基本问题是：“妇女如何变成为人类中的‘他者’？妇女的性如何变成了‘第二’性？”

“永远不变的女性”，这是被她戳穿的神话之一。众所周知，歌德在其《浮士德》中叙述了这一神话，但实际上，永远不变的女性本质这个古老的概念历来是逆来顺受和无比纯洁的典范，这与不言而喻的积极主动的男性本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波伏娃强调，这个神话使妇女按一种不切实际的标准行事，忽视了每一个妇女境遇的特殊性。在存在主义意义上，这个神话是假的，因为它不够具体。这个神话和每个妇女的现实生活体验并不相符。波伏娃曾在“模糊性伦理学”一文中表示赞同萨特的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人性的看法。她现在强调，也并不存在女性的本质，理由是一样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不是后于本质。她认为，这就要求我们从存在论走向社会学和政治学。

但是，“永远不变的女性”这个神话因为它的矛盾性也使妇女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把妇女看作母亲和养育者，我们的生命都归因于她，她值得我们充满深情地感激，但它也把妇女看作我们必死性的根源（《圣经》伊甸园中的夏娃），因此也受我们憎恨和咒骂。“妇女的本性被概括为母亲、妻子和理念；这些角色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每一形式都有其两面性。”德·波伏娃的观点是，由社会构建的一切都能由社会（和政治）拆解，它所导致的对妇女的压迫也能由此得到解除。

我们现在所说的存在主义传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个体解放始终是可能的。但在存在主义运动的社会意识维度中，人们认识到我们不能直接对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自由采取行动。相反，我们必须着眼于努力改变我们观察到的、萨特称之为“选择的基础和结构”。这就是德·波伏娃号召采取行动的文本意义所在。它不仅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社会问题上，而且还描述了压迫的手段，并以此方式提出了开始纠正这些结构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她的著作攻击了“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并号召人们摧毁这些权力结构。

但正如萨特后来说殖民主义的那样，虽然卑下存在于体制中，但我们不能因为个体只是“像其他人那样”行动而开脱其罪责。一旦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境遇”本质上的模糊性（即它是由一种对制约性结构的自由超越所组成这样一个事实），看似具有悖论性的（如果说不仅仅是矛盾的）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再有，我们面临着每个人是摧毁还是延续父权制的问题。尤其是，德·波伏娃在《情势的力量》一所说的“情势的力量”是一种虽非具有决定性、但却是真实的影响，这就使得诉诸个体的努力成了问题，对许多存在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样。例如，我们今天会问：“人们如何获得中性的语言？”“一时一词”会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答案。不过，这个“唯名论的”探讨方式忽视了情势的力量，即像公共舆论和风俗习惯这样的社会原因的力量在语言形成中起的作用。一旦萨特和德·波伏娃发现了社会，他们就不得不屈服于社会因果性——这种社会因果性是一种丰富了个体行动、但没有把它消解在某种非人性化的集体中的影响力。人们可以生动地把这描述为“存在主义遇到马克思主义，并设法使它人道化”。德·波伏娃尝试在妇女解放事业中做到这一点。当萨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他试图从一个更为广博的视野来解决这个问题。

德·波伏娃通过描绘一幅消除了异化和压迫的社会图景来结束她历时多年的研究，她希望通过必要的社会经济变革来促进这样的社会早日到来，但她同时也说，这还要求自由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合作：

“该由人在既定的世界中建立起自由王国。为获得最后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凭借和经由各自的自然区分，明确地肯定他们的手足之情。”

这个观点非常像萨特在《伦理摘记》中提出的自由行动者之间的积极交互性的理想。《伦理摘记》写于同一时期，但直至萨特去世后才出版。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把这种交互性称作“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