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梅洛-庞蒂论共产党-存在主义简论

萨特和梅洛-庞蒂论共产党

二战刚一结束，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和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一本左倾的批评杂志，取名为《现代》（该刊名取自于萨特非常喜欢的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该杂志不久成了法国存在主义的喉舌，至今仍广为流传。它的第一期（1945年秋）发表了萨特撰写的引言，这一引言成了战后存在主义运动的宣言，并预示了萨特对公共生活的政治介入的哲学原则。这篇引言特别强调了存在主义对个体自主的责任、对个体权利的捍卫以及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需要的团结。“完全介入和完全自由，正是自由人必须通过扩展其选择的可能性而获得自由。”萨特在解释该杂志的规划时说：“总之，我们旨在对我们周围的社会做出某些改变。”追寻这些目标所必需的“团结”的本质却是一个问题。

萨特与法共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讨论过。梅洛-庞蒂与法共的关系恰恰相反。虽然从未加入法共，但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同情，并著有《人道主义与恐惧》（1947）一书。他在该写道，为建立和维护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使用暴力来对付那些欲将其置于死地的敌人是理所应当的。令人好奇的是，这些论证也是萨特后来为了达到相同目的所运用的。那时，梅洛-庞蒂已与萨特决裂，并从积极的政治介入中隐退。但在《现代》创刊的前几年中，他们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同一页上。梅洛-庞蒂在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写道：“就其本质来说，政治行动并不单纯，因为它是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的行动，是一种集体行动。”翌年，萨特创作了一部名为《脏手》的剧本，提出的也是这一观点。

他们之间闹翻的起因是朝鲜战争。梅洛-庞蒂把中苏对这场战争的干涉看成是典型的苏联帝国主义行为，这与萨特对苏俄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反对这种干涉，只是在时间上差了16年。尽管梅洛-庞蒂是负责杂志政治版的编辑，但萨特在他不在场而且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卷入朝鲜冲突。梅洛-庞蒂辞去了总编职务，并在《辩证法的冒险》（1955）一继续拒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该书以“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主义”为题辛辣地批评了萨特的政治观。西蒙·德·波伏娃同年又在一篇题为“梅洛-庞蒂与伪萨特主义”的文章中以同样方式作了回击，此事才算有了了结。又一次决裂就此完成，文章的标题说明了一切。人们可能把他们之间的决裂看成是一场家庭纷争而不屑一顾（萨特的门生通常被看作是“一家人”），但实际上它却生动表现了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冷战。这些人物都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就社会良知而言，存在主义已经成熟，它成长的痛苦正表现在小说、剧本和媒体中。